也许有人会问，乾隆为什么会对“一柱楼诗案”的处理如此残酷，就连死人都不放过？
事实上不管是“字贯案”还是“一柱楼诗案”，都是发生在乾隆十六年那场“孙嘉淦伪奏稿案”的延续。要是再往深里分析，还牵涉到了乾隆朝早期鄂尔泰与张廷玉之间的党争。
乾隆三年，一封据说是由左都御史孙嘉淦上奏的密折开始在京城流传，导致朝中人心惶惶。其内容主要是弹劾朝中多位重臣，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出任尚书的讷亲、海望，领侍卫大臣常明等等，均在所参之列。
这事乍一听似乎真有那么一回事。要知道孙嘉淦是三朝元老，历仕康雍乾三代，一向以敢于直言进谏而著名，乾隆继位之初便提拔他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来更是因为经常参劾官员，尽职尽责，升任刑部尚书。所以说当时敢于上奏弹劾当朝重臣的，大概除了孙嘉淦，不作第二人之想。
然而乾隆很快就做出反应，他采用明发谕旨的形式，宣示朝野，对流言予以了严厉驳斥，明令对传播者查办严惩。
换言之，这份奏折不是孙嘉淦写的，否则他不会在当年十月升任直隶总督，并在乾隆六年又转任湖广总督。
话说明清时代的皇帝之所以要在正式的公文奏报系统之外，另外单独建立一个信息奏报的秘密渠道，就是为了实现其绝对的专制权力，也就是所谓的“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
清廷的密折制度发展到雍正时期，运作流程和手段已经非常严密。京城和各地大臣要将密折装在带锁的特制皮匣内，外面还要上封条。皮匣的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上奏官员手中，一把由皇帝贴身保管，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开启。
普通的公文要经过通政司交到军机处，然后转呈奏事处；密折则是直送奏事处，由奏事太监送交皇帝。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皇帝和写密折的人，谁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皇帝阅看奏折之后，军机处大臣会根据皇帝的口谕草拟命令，然后进呈御览，再经过述旨，以明发或者廷寄的形式发布。
这也就是说，机密性才是保证这套系统有效实施并延续的核心！
如果这封奏折真是孙嘉淦写的，那么乾隆一定会有所批示。要么惩办被弹劾的，要么惩处弹劾者，不会毫无反应。毕竟奏稿上的那些人可全都是当朝实权派！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折子的确是孙嘉淦写的，而且真的被泄露了出去，乾隆因此极力否认。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党争非常厉害，两派互相倾轧，水火不容。年轻的乾隆虽然对此厌恶至极，但他继位不久，还没有完全控制朝堂，政务上还离不开前朝的老臣。
一直到乾隆十二年，乾隆已经彻底控制了朝堂，终于不再忍气吞声。
他先是暗示张廷玉退休，让三十岁的讷亲出任军机大臣。由此也引发了张廷玉乞求配享太庙，最终被夺爵抄家，晚景凄凉，致仕归家。
等到了乾隆二十年张廷玉一死，又通过亲自掀起的“《坚磨生诗钞》案”，将身为鄂尔泰主要党羽的广西学政胡忠藻、礼部侍郎张开泰、甘肃巡抚鄂昌全部打落，从而将雍正中后期以来朋党倾轧的局面彻底打压。
回过来再说“伪奏稿案”的进展。
乾隆的上谕并没有换来伪奏稿的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到了乾隆十六年，那份伪奏折已经在大半个中国传抄，甚至连大字不识的脚夫都知道怎么回事。
而且更加严重的是，这时候流传的版本里又增加了针对乾隆本人的内容，诸如金川用兵、冤杀张广泗、南巡劳民伤财、皇后早逝中宫常空……共罗列了“五不可解和十大过”。
问题大条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关于许多已故大臣的流言，而是啪啪的打现任皇帝的脸。
要知道古代社会文书传递和处理的制度与统治权力息息相关。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要是连事关皇帝的流言都控制不住，那可是危及江山社稷的大事。
顺带说一句，这份伪奏折的原文在后世已不可查，因其内容直斥皇帝，言辞猛烈，被严禁留存，结案后所有传抄一律收缴销毁，即便是私人的野史笔记对此也是讳莫如深，后世研究者只能从当时地方官的奏折和乾隆的朱批谕旨中推测出大致内容。
诡异的还远不止于此。
伪奏稿在乾隆三年到十六年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江西、江苏、浙江、直隶、山东等地传播，但是上述这些省的督抚竟没一个上报的。反而是地处偏远的云贵总督硕色，发现贵州有人在传抄，于是立刻上报，由此也开始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伪奏稿案”查办风波。
接到密报乾隆自然是震怒，在大张旗鼓查办的同时，他开始逐个敲打那些不称职的封疆大吏，同时也对各省的文教吏治有了戒心，并决定着手整顿官场，以稳固统治的基石。
对他而言，伪奏稿案的真正主题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奏稿内容的作者是谁，而是人心风俗和吏治，是对中下层官员和士绅阶层的控制。
结果查来查去，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江南。
当时江南地区的案件查办是由两江总督尹继善亲自坐镇，之后乾隆又派出了军机大臣舒赫德协办，然而江南官场如同一潭泥沼，大量中下层官吏都参与了传抄，越查人越多。几个月下来，主犯到底是谁愣是没搞清。
到了乾隆十七年十一月，随着大量中下层官吏被源源不断的押往京城，乾隆干脆将审理伪稿案的权力收归刑部，由军机大臣介入追查。可即便如此，审来审去，整个伪稿案就如同一团没有头绪的线团，愈发让人困惑。
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说没有官官相护，打死乾隆都不信。
最终，无奈之下的乾隆只能找替罪羊。没有首犯，那就制造一个，先让这桩案子体面的结束，然后再回过头收拾那些阳奉阴违的家伙。
于是，一名来自江西、且已经被捉拿审讯的下级武官卢鲁生浮出水面。而这一线索的发现，实际上是来源于乾隆对江西巡抚鄂容安一道奏折上的朱批。
鄂容安在该封奏折中一共汇报了四条线索，而乾隆却只对其中卢鲁生、卢锡龄父子传抄情节表达了严重关切。他在朱批中写道：“此二人速行解京，看来此事已近，勉之。”
卢鲁生，时任江西绿营抚州守御所千总。据他自己交代，他是于乾隆十五年七八月间，与一众军中同僚在籍州卫千总李世瑞家聚会。席间有人拿出了一份奏折，说是朝廷的大事，要给大家看看，主人家李世瑞还当众念起了这份奏折。
然而根据当时在场所有武官的供述，他们都难以准确回忆起究竟是谁带来了奏稿，某甲说是某乙，某乙说是某丙，某丙说是某丁。至于卢鲁生在最初的供述里，竟然记不起在这场饭局上大家曾一起看过稿，反倒说是他的儿子卢锡龄拿给他看的。
其实在伪奏折案的追查过程中，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不过清廷在最后的结案报告里认定，伪奏折最初的抄件就是卢鲁生带来的，于是就有了以下的传抄路径：
参加那场聚会的所有武官都将奏折抄录了一份带回家，随后传到了抚州所衙门书办彭楚白那里，之后便迅速在抚州民间流传。仅过了一个月，江西粮道手下的书办们全看过伪奏折，不过他们所看的抄件，居然是杂役火夫从城内一家肉铺得来的。
紧接着，一名看过之后意犹未尽的书办就抄了一张送给了袁州卫守备衙门的书办，然后就顺着长江传到了江宁府的一家酒馆里。酒馆老板的堂哥在人来人往的酒店薄夹(收银用的钱包)里发现了这份奏稿，然后他就传给了一名不知身份的家伙，又传给了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樟树镇上一个开鞋店的小老板。
好吧，这个在后人看来无比荒诞的传播路径，乾隆就认为就是真的，而且必须是真的。
到了乾隆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一道突然发布的上谕昭告内外：孙嘉淦伪奏稿之正犯已经被抓获，正是绿营武将卢鲁生。
伟大胜利终于到来了！从京城到地方，无数官员欢欣鼓舞，他们纷纷上表，祝贺皇上正人心而息邪说，吏治得以整饬，消灭了试图给圣朝和圣主抹黑的宵小。
案件是结了，可刑部那儿还关着一大帮押解来的中下级官员呢，地方上也有不少，甚至还有那些查办不力的封疆大吏，该怎么处理？
乾隆当然不能把这些官员都罢免，他只能高举轻放，少部分罢官治罪，包括封疆大吏在内的大部分革职留任。
按清制，革职留任的官员必须要上谢恩折子，以示对皇帝的宽仁感激涕零。而皇帝要么是留中不发，要么就是温言训诫一番。言外之意无非是留任期间要是再犯错，那就两罪并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当两江总督尹继善的折子被送到御前阅览，乾隆朱批用词之阴冷狠毒，训斥之犀利前所未见，吓得尹继善大病一场。
尹继善的谢恩折子是这么说的：“蒙圣主不加严谴，交部议处，仅议革职，尚不足以蔽之罪，乃复仰荷天恩，准予留任，闻命之下，感悚弥深。伏念我皇上待臣之恩覆载生成，实非寻常可比，十余年来寸丈未效，过想实多，我皇上之宽臣者，亦不止一次，乃今于无可宽之中复格外矜原，予以自新之路，即父母之爱子，亦不能如此保全，如此体恤。”
乾隆的批语是：“此不过套语耳，汝意已定为必宽，且以为不宽，汝将用谨，此大然误汝平生。朕意谓可宽者，当其未终见弃于联者耳，如其终见弃之迹形，则腹亦非不能割爱者。此语总不实，如果出实心，何至又有沽名市惠之举。“
自此之后，他便对两江官场有了更多的猜忌和不满，一直在找机会收拾这批阴奉阳违的汉人官员。这也为之后的“字贯案”、“一柱楼案”、乃至乾隆时代的四十多起文字狱埋下了伏笔。
说几句吧。为了写“一柱楼诗案”这两章，我其实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清实录》乾隆四十三年、四十六年关于此案的所有上谕；《清宫奏折档案》乾隆四十三年刘墉、高晋、萨载、杨魁关于此案的奏折；乾隆四十六年查办王国栋一案的奏折以及乾隆关于最终处置的上谕；还有就是伪奏稿案的奏折和上谕。在写到三百多万字的时候又回过来进行了修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很多自媒体对于乾隆时代的文字狱说辞都是流于表面，无非是说满清统治如何如何残酷，对汉人血腥镇压。但为什么会这么做？乾隆不是傻子，也不是做事不顾一切的莽汉，他收拾准噶尔顺带搞定蒙古活佛，对付小大和卓，都是走一步看十步。而且乾隆继位早期实行的是“以宽为政”，改变了雍正时代的很多严苛的政策，让官场从上到下都松了口气。所以笔者认为，伪奏稿案才是乾隆朝文字狱的源头，也就是从乾隆十六年到十八年的案件查办过程里，江南官场的应付了事让他非常愤怒，也让他对江南官员整体不信任，认为必须要通过某些事进行敲打。事实上每次文字狱结案后，都有大批地方官跟着倒霉。至于百十条普通人的性命，对于一个统治亿万人口的皇帝而言，实在不算什么，当初朱元璋干的可比他狠多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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