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章 澳门行（二）

第257章 澳门行（二）

次日上午，刘胜一行人见到了所谓的“澳门总督”法利亚。之所以说“所谓”，是因为这个总督并未被清廷承认，只是葡萄牙人内部的叫法。

历史上自1616年开始，前92任“澳门总督”都不被明清朝廷承认。因为这一时期的澳门是明清政府的租借地，而非殖民地，澳葡当局每年要向香山县缴纳515两的地租银。

葡萄牙向澳门派遣总督不合法，而澳葡人对这一行为也一直遮遮掩掩。当澳葡当局面对清廷官方时，法利亚是从不露面的。

问题是刘胜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所以双方还是很有礼貌的进行了交谈，刘胜也送上了准备的礼物。法利亚和几位市政委员对北海镇“出产”的商品表示了极大的惊奇，除了对卷烟态度一般般外，无论是火柴、马灯，亦或是送给他们的剃须刀都显露出极大的兴趣。

不过私下里，澳葡人对于剃须刀只是当个新奇的玩意儿而已，这年月大部分男人都要留胡子，平时只需要修剪，没有谁会像北海镇的人一样把下巴剃的溜光。

对于刘胜提出的在本地进行为期两天的商务考察，法利亚和陪同见面的市政委员会成员表示全力支持。这些人已经从马托斯那里了解到雷神号的吨位，这样的船一次运货量就能抵得上七八条三桅帆船，对于澳葡方面无疑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

此时的澳门虽然拥有清廷额定的25条商船的特权，但已经沦落为世界贸易的一个配角。其对外航线仅包括马尼拉、印度支那和马来半岛的一些港口，以及巴达维亚、帝汶、文莱和印度。要不是清廷强令所有广州外商必须在冬季到澳门过冬，澳葡当局连房租钱都挣不到。

刘胜他们在和法利亚会面结束后，在市政委员会的专人陪同下，对澳门各商行进行了一番参观考察。

跟同时代的欧洲其他城市一样，澳门城区是以一条宽阔的直街为中心骨架，居住区、商业区、其他公共设施如同鱼骨架一般，在直街的两侧分布。整条直街南起风顺堂教堂，北至圣安多尼教堂，其间的各个居住区都是按教堂的堂区来划分。

一行人的第一站就是三巴寺。1762年7月，因为葡萄牙王室全面驱逐耶稣会士，位于三巴寺的圣保罗学院被迫关闭，这里目前由澳门市政委员会管理。

因为对天主教兴趣寥寥，刘胜和丁国峰只是在教堂里转了转便出来了，连跟神职人员交谈的兴趣都没有。再过五十年，这座教堂就会毁于大火，只剩下了一个大牌坊。

不过十几个北海镇的士兵倒是对那些巴洛克风格的雕塑和装饰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这玩意在北海镇根本见不到。几个神父虽然卖力介绍了一番，可这些来自岛国和河南的士兵原本就对天主教十分抵触，北海镇则更是没有这个土壤。

之后众人又去了妈祖阁，轮到中国人自己的神祗，而且还是护佑海上平安的妈祖，刘胜和丁国峰都上香拜了拜。

让刘胜他们没想到的是，在明末曾经生意兴隆的卜加劳铸炮厂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倒闭，现在澳门当局只有一个小作坊用于维持各类火炮的保养维修，那家著名的“万奴行”已经变成了一家经营茶叶和欧洲钟表珠宝的商行。虽然计划中招募工匠的想法落空了，不过刘胜他们也了解到目前澳门的炮台一共有六个，各式海防火炮的数量高达一百多门。

至于造船业，整个半岛只有内湾和拱北两处船厂。由于清廷对澳葡造船严加监控，拱北的船坞只建造一些小型的渔船和驳船。

十分幸运的是，刘胜他们在参观内湾船坞时，虽然船坞不怎么样，可他们发现这里堆积着大批的柚木和铁力木，俨然就是一个木材交易市场。这一发现让他们惊喜不已，于是便订购了一批木料。

不过当刘胜他们表露出想高薪招募几个造船工匠的意图时，澳门官员却表示很为难。乾隆四十八年以前，清廷对澳门造船业采取禁止政策，对所有工匠都要保甲备案，只要发现敢私造船的，一律甲邻连坐。这些华人造船匠白天在船坞造船，晚上关闸落锁前就得出城；他们要是敢跟刘胜走，街坊邻居就要被官府问责。

鉴于刘胜他们购买了大量的木料，澳门官员便推荐了两个正在家待业的葡萄牙工程师和几个葡萄牙工匠。刘胜和丁国峰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天上午专门见见这几个人。

如今这年月澳门的主要商业区被称为“三街”，即营地、草堆和关前街。众人先去了关前街，发现到处人头攒动，各家商铺鳞次栉比。穿长袍马褂的华人和穿着西式服装的洋人混杂一处，广东话、福建话、客家话的腔调不绝于耳。

那个随行的市政官员有些抱怨道：“现在来的清国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把城墙外的土地都给占了。”

丁国峰听了问道：“怎么？难道你们不能出城盖房子？”

那官员解释道：“这事说起来都因为几十年前的福安教案，最后澳门也跟着遭殃了。”

刘胜和丁国峰一听更加好奇，又继续追问起来。那官员只得大致的讲了一下前后经过。

话说在雍正元年春天的时候，闽北沿海的福安县有数个乡绅递交联名向县衙诉状，痛斥西洋教士兴建教堂，传教惑众，败坏民风。

知县旋即上报，当年五月十二日，福建总督满保下了一道宪令：“夷国宗教蛊惑百姓，败坏我淳厚民风，后果严重，据此，以禁止为宜，不得放任自流。”

由于康熙年间罗马教廷和清廷的“礼议之争”，导致天主教在中国内陆的传教活动遭遇重大挫折，传教活动被完全禁止，因此福安的情况起了雍正的高度警惕。

当年十二月，礼部议复满保的疏奏，向雍正建议，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由此，清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驱逐西方传教士，严禁天主教传播。可即便如此，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活动并未绝迹，许多地区仍有秘密传教活动，福安地区尤为活跃。

乾隆十一年四月，福建巡抚周学健接到福宁府知府董启祚的禀报，说福安县虽经数次查禁，将所有天主堂拆毁解散，可民间仍有无知妇女崇奉天主教，终身不嫁，名为“守童身”。

原本董启祚的意思是请求由官府出面，给这些妇女择偶嫁人，可周学健却进而联想到福安地方必定还有私下信奉天主教的情况，妇女之所以不嫁，备不住有夷人藏匿地方。于是他密饬董启祚查访具报，以便严行查拿。

二十多天后，查访结果出来了。福安县内信奉天主教的人极多，而且县衙里的胥役也都成了教徒。部分民人甚至将夷人传教士藏匿于家中暗室、地窖、夹壁等处，秘密传教。

周学健立即采取行动，派遣抚标会同镇标左营秘密缉拿。经过数天的搜查，官兵擒获多明我会传教士施方济、华雅敬、德方济、费若望、白多禄五人，各村堂主教长六人，女教长两人，守童贞女十五人等。同时还查获了大量的天主教书籍和传教器具。

之后经过严刑拷问，传教士费若用供认，周学健愕然发现，福安地区的天主教信众有两千多人，除了普通的民人，甚至还有监生贡生也在其中。许多信徒都是从祖上就开始信奉，打小就受洗入了教。

关于传教士潜入和隐匿的方法。据白多禄供述，他们自澳门出发伊始便剃头辫发，说官话，改衣冠，使人不能觉察。施黄正国、费若用则称，从广东到福安，他们穿的衣服都同内地一样，又会说几句官话，一路装做病人，旱路坐在睡轿里，用帘子遮着，故此没有人盘查。等到了福安，他们辗转住在中国教徒家中，那里设有暗室地窖、重墙复壁。

福建出了这么大的事，自然要上报朝廷，乾隆闻讯大怒。到了当年六月，他传谕各省督抚严加缉查，一旦发现有人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所有抓获的西洋人全部递解广东，勒令限期搭船回国，不得容留。

至此，福安教案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查禁传教行动。

起初乾隆并不主张严惩，只要求驱逐出境了事。然而福建巡抚周学健却表示反对，上疏要求严惩。

作为一个封疆重臣，面对吕宋、澳门等地的传教形势和辖区内秘密传教的严重情况，周学健比乾隆更直接更强烈地感受到西力东渐的汹涌态势。天主教要求信徒不尊祖宗的做法，势必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使朝廷对地方的统治受到损害。

于是到了乾隆十二年，多明我会传教士白多禄被斩首于福州西门外。次年，其他四名西班牙神父也被处死。其余教众分别遭到了处决、流放等惩处。

乾隆十二年，海防同知带兵进入澳门，要查封多明我会在澳门的大本营--阿巴罗修道院。结果该修道院神父和主教拒绝交出教堂钥匙，海防同知最后只得贴了一张查封告示。自此之后，华人严禁在澳门城内居住，所有在澳门工作的华人不许携带家眷，而且关寨以南的华人必须保甲备案。

这么一搞之下，城内的华人除了和葡萄牙女人成家的，其他人就都搬到了城外居住。到了如今，澳门城已经被城外的华人社区给包围了，这让澳葡当局极为不爽，华洋纠纷也日益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