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传统疗法只是对三个层次的局部干预，而且试图使用某种医学技术来完成局部干预，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从整个系统入手，不管它在那个层次，问题出在哪里，我的干预目的不是改变局部，而是让系统能够认识到真正的错误，剩下的工作又系统自己去做。”
“这就比如，现在发现了罪犯，传统疗法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抓捕或者杀死罪犯，它想了很多方法。而我们是立即告警察，那个人是罪犯，帮助警察识別罪犯，剩下的工作交给警察去做。”
宋子墨接话，“k疗法最大的价值在於它充分利用了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
“对！”
通过艾琳娜的病例，杨平现在坚信自己的假说的正確性。
艾琳娜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能参观一下tim蛋白的结构解析过程吗？我想看看它们长什么样子。”她的艺术细胞可能开始躁动。
陆小路带她去了冷冻电镜中心，在安全玻璃后，巨大的白色机器静静矗立，內部温度低至零下180摄氏度，捕获著分子世界瞬息万变的姿態。
屏幕上显示著最新解析出的、来自艾琳娜结肠腺瘤细胞的tim-f变体结构。那是一个由三个亚基组成的复合物，像一朵扭曲的花，表面布满了沟壑、凸起和灵活的环区。
“k因子的结合位点在这里，”陆小路用雷射笔指著其中一个凹槽，“它结合后，会诱导整个结构发生大约15度的旋转，这个旋转通过跨膜区传递到细胞內，就像拧动一个开关。”
艾琳娜凝视著屏幕上缓缓旋转的分子模型，久久不语。
“怎么了？”陆小路问。
“它很美！”艾琳娜轻声说，“如此复杂，又如此精妙。一个微小的旋转，就能改变细胞的命运。而我的身体里，有无数个这样的分子，生命真是奇妙。”
她转向陆小路：“你们的工作就像在翻译生命的语言。这些结构是字母，信號通路是语法。”
有艺术细胞人就是不一样，什么东西都能够用直觉来表达。
再一次结肠镜复查带来了决定性的结果。
“腺瘤数量：减少了三个。”內镜中心肖主任的声音有些激动，“只剩下三十四个，这三十四个全部较以前减小，其中有三个小於3毫米的扁平息肉，病理为低级別管状腺瘤。萎缩性胃炎区域，胃镜显示黏膜恢復正常纹理，活检未见肠上皮化生。”
杨平没有表现的很兴奋：“我们需要確认这种消退是否持久，会不会反弹。”
消退的腺瘤组织，在治疗前都採集了活检样本。团队回顾性分析了这些样本的单细胞数据，发现那些最终消退的腺瘤，有一个共同特徵：它们的细胞在治疗前就表现出更高的“身份状態可塑性”——tim表达谱的波动性更大，细胞命运相关基因的表观遗传修饰更“开放”。
“就像一群迷茫的人，更容易接受新的指引，”唐顺分析，“而那些没有消退的腺瘤，细胞身份状態更『僵化』，可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异常稳態，需要更强的调节信號或更长的时间。”
“所以调节治疗存在一个机会窗，”宋子墨总结，“在系统尚未完全固化在错误状態时干预，效果最好，越早干预，所需力度越小，成功率越高。”
艾琳娜的案例阶段报告发表在《医学》上。二十四小时內下载量突破五万次，引发全球医学界地震。
《新英格兰医学杂誌》主编亲自致电杨平，他要为杨平的论文发一篇社论。社论的標题是：《医学模式的变化：从对抗到调节》。
文中写道：“艾琳娜·沃尔科娃的案例，可能標誌著我们对待遗传性癌症高风险人群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过去，我们只能提供监测和预防性切除手术，一种基於恐惧的、破坏性的对抗策略。而现在，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通过精密的系统调节，恢復机体自身的秩序维持能力，这不仅可以治疗疾病，还可以预防疾病。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医学模式的进步。”
但质疑声隨之而来，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一位著名的统计流行病学家：“单案例报告，无论多么精彩，都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可能是自然消退，可能是安慰剂效应。我们需要隨机对照试验，需要至少一百例患者，五年隨访，才能下结论。”
面对质疑，杨平不为所动，他有条不紊地按自己的计划前进。
“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招募更多林奇综合徵携带者，隨机分组，对照比较调节干预与標准监测的预防效果。”
“利用艾琳娜时间序列的多组学数据，构建一个“从调节信號输入到疾病预防输出”的定量预测模型。这个模型要能回答：给定一个患者的初始系统状態，需要多大强度的调节信號，持续多久，才能將其稳定在健康状態？哪些生物標誌物可以最早预测干预成功或失败？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那么未来我们面对高风险患者时，就可以先进行深度系统诊断，然后像开药方一样，开出个性化的『调节处方』：用什么分子、多少剂量、什么频率，做到精准调节。”
唐顺、陆小路、宋子墨、徐志良，这个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结合的团队现在打了鸡血一样，因为所有的研究表明，杨教授的假说是正確的，而且它的价值远远不是治疗几个肿瘤患者，它將开启一个新的医学模式。
这种医学模式是启动或恢復人体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还能让人体进行精確调节。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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