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8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26）

“此三弊亦并非不能更革，去弊存利。只不过是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乃前代未有，故国家制度，自然亦不可能尽善尽美，遂有此三弊存在。然要去此三弊，亦非易事。我以二十余年之功，亦不过除其第三弊而已！”

“至于好议论与好结党，我却只不过是稍去其弊，远未根除。”说到这里，石越又是长叹一声，继续说道：“其实这三弊，当世有识之士，亦多有论及。如结党事，欧阳修作《朋党论》，便是尝试解决，此后论之者不绝；好议论一事，苏子瞻亦曾写文章论及，以为人君者，乃是天下公议之主，理当以公议为是，大程更是曾经公开吁请朝廷设立延英院，延揽四方贤士，专门详定政事、讨论典礼[260]……”

“但总而言之，忌武人还有不少士大夫认为其弊不小，而好议论与好结党二事，士大夫却大多不以为弊，故此，想要更革，更加困难。熙宁年改制，我力主设门下后省，便是为了稍抑其弊。但真要说彻底解决，至今我也没有把握。”

“而且，此二弊亦并非我一人之力可以解决。这天下，说到底是士大夫的天下，若士大夫中未先有一定的共识，我纵然做再多的事，也只是徒然。但若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仍然能够做一些事情。”

“比如大程延英院的设想，我便有一些构想，可以稍加修改，若能得以施行，应当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但如今朝廷既要北伐，我便是仍做宰相，亦难以进行大的更革。等到北伐结束，我也该差不多要罢相了，此事终究只能抱憾。”

石越苦笑着自嘲的摇了摇头，又说道：“此外如本朝专任法治，与汉唐不同，亦有其因。苏子瞻言任人任法之利弊，谓任人而不任法，法简人重，任法不任人，则法繁人轻。某亦曾经编修敕令，深知本朝法令严密，远非汉唐可比，可称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待之，法严令具，无所不有。在本朝做官，不同于汉唐，士大夫若不知条贯律令，则必为滑吏所欺，甚至与傀儡无异。士大夫中，亦颇有欲复汉唐故事者，然终不可得。盖因如今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矣！”

“这并非是因循苟且的托辞。本朝之所以专任法治，实是因为本朝立国之势与前代不同。本朝立国，不禁兼并，不抑商贾，商业发达，商税甚至重于两税，而坊市人口，亦远超汉唐，城市之内，不立坊墙，若说汉唐是以自耕农户为国家根本，自耕农户兴盛则国家强盛，本朝却并非如此，对大宋而言，坊郭之民[261]能否安居乐业，与自耕农户同等重要，甚至尤有过之。商业兴盛，坊郭人口繁滋，若不专任法治，那除非所有官吏，皆贤明似圣人，否则天下必然大乱。是以本朝专任法治，亦不过是顺应大势而已。”

“但也正因如此，朝廷的一切条贯敕令，都并非是深思熟虑后设计颁行，不过是施政之时，遇到某事，事后便补上一条法令弥补，如此这般，全是东缝西补，因事而设，日积月累，遂成规模，号称严密，却并无章法。法令前后矛盾，互相抵牾者也所在不少。而且，大多数士大夫也并未真正意识到本朝与汉唐不同之处，极少有专门立法，以令坊郭之民兴旺，保障商业发展，大多数立法，完全是被大势推动，被动而为。即使是那些有利于商业之法令，立法之初衷，亦不过为了增收税收而已。”

“此外如本朝法制，州郡以上，已然远胜汉唐，然县以下，却仍旧因循前代，实际弊端，反又超过汉唐。其根本之原因亦在于此，因为州郡以上，坊郭之民繁滋更加明显，因应这种变化，司法制度亦不得不随之完善，而县以下，仍是汉唐之世，便依旧用汉唐之法。然汉唐各县，实为本县贤达自治，县令长吏，多有贤士，而本朝英杰之士，咸聚于州郡，朝中英材，亦多居州郡为知州、通判，故此本朝县治，反不及汉唐。”

“这一切弊政，某早欲有所更革。熙宁间某所见不及于此，且既要调和新旧两党，又要解除西北边患，亦无暇顾及，绍圣以来，先有交钞危机，又是封建诸侯，好不容易安稳一阵，又遇辽国南犯，六七年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如今更不用提。”

说到这里，石越凝视着潘照临，道：“先生，平心而论，你不以为这些事情若能得到推动，不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么？”

潘照临神情复杂的沉吟了许久，他本是聪明绝伦之辈，也自负智计无双，然而，石越说了这么一大通的话，却都是他从未想过的。但以他的智慧，虽然以前虑不及此，如今听石越说出来，便也马上意识到，石越所说的，恐怕还真是切中宋朝的要害了。

他想起熙宁年间初见石越，他也曾经与石越讨论时弊，当时二人针对的是冗兵、冗官、冗费等等问题，二十余年来，对症下药，宋朝也的确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潘照临心中，的确是以为改革已经取得成功，宋朝已然中兴。

但二十四年后，再与石越一席谈话，潘照临却突然生出一种感觉，他们二十四年的努力，其实也只是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当年所谓的冗兵、冗官、冗费等时弊，其实可能只是表象而已，石越今日所说的，可能才是宋朝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二十四年之功，却很可能只是完成了“治表”的任务而已！

石越和潘照临说了这么多，其实简单来说，他所讲的，就是宋朝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因为知识下移、技术进步，导致了士大夫阶层、商人阶层、市民阶层三个阶层的同时崛起。其中士大夫是统治阶层，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文官政府，而这着重要解决的就是与军队的关系、政党政治，以及如何兼顾公议与效率——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此前宋朝的士大夫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各个方面，都做得不够理想，石越努力了这么久，其实也就是勉强为宋朝找到了文官政府与军队关系的那个平衡点，并且为政党政治充做润滑油，打下了一些好的基础，没让他们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

至于商人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其实是一件事情，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如果没有商业的繁荣，城市居民的数量就不会大幅的增长，如果说汉唐的统治基础是自耕农，自耕农不破产，国家的统治就能维系，那对宋朝来说，其统治根基却是由商人、市民、自耕农三者共同组成，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汉唐也有商人与市民，但这两个阶层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人口比重中，相比自耕农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宋朝，三者却已然可以分庭抗礼。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阶层的崛起，导致宋廷需要更多的官吏进行治理，治理自耕农与治理商人、市民需要的官吏数量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就导致了官员数量的激增，同时，这两个阶层的崛起，也导致了宋朝需要更多的法律、政策来解决新的问题。宋朝的法律非常繁密，而这些繁密的法令，基本都是一些临时颁发的敕令，遇到新问题就颁个敕令，然后过一阵时间就整理一下，从来没有系统性的、规范性的立法，也没有真正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立法，但就是这样，也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法令相当严密的程度。宋朝的士大夫也都非常清楚，本朝就是重法令、任法，并且这种任法也不同于秦朝的任法，然而，他们却没有弄明白宋朝为什么要任法，为什么要讲法治？因为“任人”的政治，治理自耕农为主的国家，当然不成问题，但要治理一个商人、市民阶层崛起的国家，却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只是根据需求，被动的做出了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法令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些士大夫还将这种混乱归咎于“任法”的国策，试图向汉唐盛世中学习成功的历史经验，结果自然只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混乱；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则坚定的相信自耕农才是国家强大的关键，试图将宋朝扳回到汉唐的成功道路上去，结果当然也是除了添乱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而即使是比较开明的那部分士大夫，他们大多也只是觉察到大势难以抵挡，所以消极的不做徒劳的反抗，他们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已。商人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不只是士大夫，整个国家都完全没有做好接受这个现实的准备。

也因此，要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比起石越之前二十余年所做的，要困难得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