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9章 心如金石同谋国（3）

但正因为如此，它反而不可能成功。所谓“全体士大夫阶层”是个虚无飘渺的东西，讨好所有人，实际就意味着讨好不了任何人。这殿中的大臣，都属于士大夫阶层，但是，没有明确的敌人，没有明确的反对者，那就没有急迫性，他们就会本能的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和赵煦是完全一致的，皇帝不想被掣肘，难道两府的宰臣会愿意吗？难道各省、部、寺监的官员会愿意吗？现有的门下后省制度他们就很烦了。没有急迫的危机悬在头顶上，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会真正为了虚无飘渺的所有人的利益，去牺牲自己的切实利益呢？

这个时候，赵煦只要稍稍退一步，不去用实际行动提醒殿中的大臣，皇权和士大夫之间是有对立一面的，现有的制度下，士大夫们对皇帝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硬性制约的手段，那大部人都会满意于现有的和皇权之间的和谐关系，没有人会去思考，为了换一个制约绝对皇权的硬性手段，是否应该放弃、牺牲点什么……

说白了，石越和范纯仁所说的门下后省制度，在本质上，根本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制度”，它反而是牺牲了很多好的东西，而目的却只是为了预防某些最坏情况发生。这个代价是否值得，不同时代的人，会因为自己的切身遭遇，而有不同的答案。这一点，韩忠彦是错的，石越和范纯仁的门下后省，才是真正的最后的守门者。

但包括石越在内，这殿中的大臣，没有人会想到，还不到二十岁的小皇帝，对这件事情，会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赵煦的老师桑充国平时都在研究些什么，他们对桑充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十五年前的《天命有司》阶段……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白水潭学院有个“三代社”，这是一个主要对石越的《三代之治》进行推衍、研究的学术性社团，社员人数很少，不到二十人，但是桑充国、程颐都是其成员，他们的学术成果并不公开刊行，外界少有人知道，表面上，这似乎是一个没什么影响力的高端纯学术社团，但实际上，这个少有人知的社团，可能是绍圣年间最重要的组织。因为，皇帝赵煦，是“三代社”的成员！这是除了桑充国和程颐，无人知道的秘密。连三代社的其他成员，都不清楚，他们为皇帝赵煦亲政后如何处理和宰臣之间的关系，如何迅速掌握权力，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石越并不知道，他已经“过时”了。他在绍圣八年提出来的东西，三代社早就对类似的制度做过无数次的推演与讨论，赵煦和桑充国也不知道悄悄聊过多少次，桑充国对他毫无隐瞒，其中的利弊，尤其是涉及皇权方面，赵煦早已经一清二楚。

石越的建议被宰臣们否决，是赵煦所乐见的，但是，他并不想石越下不了台，他和这位左丞相的关系好不容易得到缓和，他还指望能在北伐上依靠石越。赵煦在其他事情上，都可以找到石越的替代者，惟独在北伐上，在他心里，没有人可以替代石越。而讽刺的是，北伐是赵煦最重视的事情，却正好是石越最消极的事情。

韩忠彦说完后，殿中大臣一个接一个的发言，除了曾布和苏轼帮石越缓颊了几句，其他大臣基本都是认为“不便”，即便曾布和苏轼，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显然二人心里的真实想法也是反对。曾布是出于党派利益，苏轼则应该是不想落井下石……

赵煦一边心不在焉的听着，一边观察着他的两位丞相——范纯仁显然没有料到现在的局面，有些如坐针毡，他在努力的控制自己，应该是想先等石越进行回应；而石越的表情一开始是明显的惊愕，但慢慢的便恢复了正常，这表示，他对现在的局面，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让赵煦心里很有些好奇，明明有所预料会受到激烈的反对，那为何石越还要上呈此议呢？

这个问题在他心里一浮出来，他脑子里忽然就闪过桑充国夫人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有些时候，有些大臣会向他上一些明知道会被驳回的奏章，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上奏章这件事，本身就有其作用。

那石越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

赵煦原本想替石越找个台阶，但突然明白过来石越并没有指望毕全功于一役，他马上改变了主意，决定静观其变，看石越如何拆招。

又等了好一会，殿中所有想发表意见的人终于说完了一轮，便见石越从容的朝自己行了一礼，然后呵呵一笑，然后轻描淡定的说道：“陛下，既然诸公都如此反对，想来臣和尧夫相公的思虑，或确有不周全之处，便如师朴相公所言，熙宁新官制，臣虽有倡议之微末功劳，但真正成功，却是先帝与熙宁群臣群策群力的结果，今日之事亦然，诸公言之成理处，臣断不敢置若罔闻，门下后省改革，本非细事，也正该广纳天下之言，兼听则明，臣请陛下将此事下两制以上杂议，若朝议果然以为不便，臣亦不敢敝帚自珍，愿听公议。”

“公议？今日朝会之上的声音，还不够公议么？子明你是要听公议，还是想挟流俗以自重？！”石越的话音刚落，不止是赵煦，殿中许多人，瞬间明白了他的真正用意，吕大防马上愤怒的质问。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流俗”，却也引起了许将等新党官员的不满——这个词，正是当年旧党经常用来批评新党的。

“微仲公此言差矣，朝廷两制以上官员，怎么也称不上‘流俗’吧？”石越淡然回道。

今天的形势出乎意料，尤其吕大防和韩忠彦旗帜鲜明的反对，更是石越没有想到的。但是，他并没有被情绪所左右，保持住平心静气后，石越甚至觉得他们的反对意见挺有道理的，因此，他更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至于他的改革建议，昨晚和范纯仁喝了酒后灵光一现想出来，上朝之前匆匆而就写成奏章，如果他指望这样的东西能一鼓作气在朝中通过，那他应该是宿醉至今未醒。

虽然喝多了和范纯仁做了约定，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石越做事，从来都是很在意步骤的。很多时候，决定事情成败的，往往就是做事的节奏。

想给皇权套枷锁，不由分说拿着手枷脚镣就上？二十几岁的石越都没有这么一厢情愿过，更不用说现在。

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很清晰——将门下后省的改革，做为朝廷严肃讨论的一个改革方案，拿到朝会上，拿到皇帝面前来讨论。它否决了是必然的，但从此，这个方案，就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构想，而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方案。只要这微妙的一步迈出来，有石越和范纯仁联名背书的门下后省新制，从此将永远的成为一个正式的选项。

它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成为现实，甚至不会被讨论，但它会一直在那里，告诉皇帝，告诉士大夫，在必要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可以采用……甚至可以对皇帝构成一种隐晦的威胁，如果你任性妄为，咱们还有另外一个选项……

有人说自由关乎选择，其实权利也一样，权利的本质就是有选择。

一个门下后省新制这样的选项，它不必落实成为现实的制度，就足以对皇权套上一层无形的枷锁，有时候效果甚至比落实了还好。因为正在实施的制度，永远会有各种毛病，但未实施的制度，有再多的问题，它也可以是完美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