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长於建军,短於临阵。他提拔了袁崇焕、祖大寿等一批將领,重构了关寧军,恢復了军队士气。

但他本人直接指挥的大型战役不多,且其主导的柳河之役(1625年)以小败告终,暴露了其战术指挥並非顶尖。

反观袁可立,他任登莱巡抚期间创建近代水师,打造了一支装备红夷大炮的登莱海军,是明代海军建设的里程碑。

支持毛文龙奇袭镇江(今辽寧丹东),取得明末对后金罕见的战术胜利,震动辽南,史称镇江大捷。

最重要的是其海上力量的存在,迫使后金始终担心侧翼,无法全力西进攻打关寧防线,这种牵制极其重要。

三是政治手腕与朝中影响力,孙承宗属於顶级,袁可立则是中上。

孙承宗作为天启、崇禎两代帝师,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政治根基深厚。

虽两度被罢,但声望无损,始终是朝廷在危难时的最后依仗。

而袁可立则是因屡次触怒阉党(如反对为魏忠贤建生祠)而被迫提前去职,政治生命较短,这么看是刚直有余,权谋不足。

四是遗產与歷史影响。

孙承宗的关寧锦防线成为大明抵御后金的战略支柱,坚守了近二十年,奠定了明末辽东防御的基本盘。

而袁可立的『以海制陆』的战略尝试和海军建设,隨著他的去职而迅速衰落,毛文龙死后东江镇崩溃,登莱水师也在孔有德叛乱中毁灭。

其遗產未能持久,成为曇花一现的奇策。

若是將明末辽东的防御比作一座大厦,那孙承宗是『总建筑师』 ,绘製了蓝图,打下了地基,建起了主体结构(关寧防线)。

袁可立则是『侧翼加固大师』 ,负责建造了一个精巧而危险的附属翼楼(海上牵制),一度极大分担了主楼的承压。

两人能力高度互补,孙承宗的稳固防线为袁的海上冒险提供了后方基地,袁可立的积极牵制为孙的防线建设贏得了宝贵时间。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时间节点,一个是当时的局势,谁的方案更符合当时的局势,或者说歷史的合理性。

必须將方案嵌入天启年间(1621-1625年)那个特定的时间切面,同时考量明、后金、朝鲜、毛文龙及財政崩溃速度这五个维度的动態博弈。

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崇禎登基之前。

天启元年,瀋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明军野战能力被证明无法与八旗正面抗衡。

第二,熊廷弼与王化贞经抚不和,广寧之败导致明军彻底退出辽西走廊以东。

第三,毛文龙率百余人夜袭镇江,创造镇江大捷,在敌后开闢东江镇,这是明军唯一在战术上取得主动权的方向。

第四,作为明朝藩属,朝鲜是后金侧翼的巨大隱患。

第五,辽餉加派已开始,大明財政虽然尚未透支到极限,但已经亮红灯了。

综合这五方面的核心矛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野战打不过,国土守不住,唯一亮点在海上。

如果从这个结论来看,袁可立的方案更符合当时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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