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北京城还远远谈不上燥热,但此时正端坐在紫禁城西暖阁里,面对著一大堆奏本的崇禎皇帝,此刻心头却彷佛被架在火上烤一般。

这些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奏本,几乎没有一份报告了“好消息”。不过这对於已经在大明皇帝的宝座上坐了十二年的崇禎皇帝来说,这倒也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了。实际上,他的神经已经有些“麻木”了,甚至心里还隱约浮现出一些“不介意”的情绪:反正这些坏消息都不是发生在北京城,而且往往是在离北京城还特別远的地方。

但这种情绪刚出现苗头就被崇禎皇帝强行按了下去:他是大明的皇帝,自然要关心整个大明,怎么能把自己的目光都聚焦於区区一个北京城呢?

一旁侍立的王承恩不明就里,见皇上似乎有些疲倦了,便小声问道:“皇上,您是不是乏了?皇后娘娘刚刚派人送了汤……”

“朕没乏。”崇禎皇帝摆了摆手,“皇后送的东西教她拿回去吧,朕用不著。”

王承恩欲言又止,只得领命去了。

崇禎皇帝又从面前堆积如山的奏本中抽出一份,定睛一看,却打起了精神:

这是杨嗣昌从襄阳发来的。

由於熊文灿对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的“招抚”最终失败,以及隨后“进剿”行动中官军在播箕寨遭遇的惨败,加上不断有言官弹劾熊文灿收受贿赂的问题,崇禎皇帝最终彻底失去了对熊文灿的信任,下令將他和河南总兵张任学一道革职,派杨嗣昌主持河南、湖广的“剿贼”事宜。

杨嗣昌奉詔出发,刚过卢沟桥,崇禎皇帝又追加了一道圣旨:

赐尚方剑督师,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副参以下即以赐剑从事。

然而崇禎皇帝的绝对信任似乎並不足以让杨嗣昌解决那些糟糕的问题:首先是计划带到湖广的两支部队:柴时华部和祖大弼部。后者因为关外局势紧张,最终在孙传庭的一再要求下被留了下来,前者则因为粮餉拖欠和士卒思乡,部队大半逃散了,剩下的多数都是些老弱不堪战的士兵,根本打不了仗,杨嗣昌只得勉强拼凑出一些银子来,让柴时华带著这些士兵返回甘肃老家。

而到了襄阳之后,杨嗣昌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熊文灿標下官兵仅有一万出头,马骡等虽有六七千匹,但其中有一半羸弱,已经无法正常役使。当然,更糟糕的还是粮餉问题——哪个都供不上。

但比以上问题都还要更严重的,是诸將不和。特別是在播箕寨兵败过后,各將领之间的相互指责几乎成为日常,各军“追剿则观望不前,合击则呼应不灵”,多次貽误战机。

而在这份奏本中,杨嗣昌自然详细稟报了这一切:兵少餉缺,诸將不和。

“又是这些……”崇禎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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