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措施,便是编纂《瘟疫防治手册》。

程一言亲自牵头,组织太医院御医、科学院学者和参与抗疫的地方官员,將这次防治瘟疫的经验系统梳理——从病菌理论的通俗解释,到75%酒精的製作方法;从三层布口罩的缝製步骤,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的三早原则;

再到金银连翘板蓝根的配方剂量,以及蒸汽消毒车的使用注意事项,都一一详细记录。为了让不识字的百姓也能看懂,手册里还配有大量插图:画著工匠如何蒸馏酒精,如何如何缝製口罩,甚至用简单的连环画演示“患者从发病到康復”的全过程。

手册定稿后,程一言特意调拨了国子监的活字印刷设备,一次性印刷了十万册,由驛站通过蒸汽马车运往全国各州府、县乡。

在偏远的乡村,地方官还会组织识字的秀才,將手册內容念给百姓听,確保每一户人家都能掌握基本的防疫知识。

第二项措施,是加强科学院医药分院的建设。

在此之前,医药分院规模较小,仅有二十余名学者,研究方向也多集中在外科手术改良上。程一言奏请万历帝后,从太医院抽调了五十名经验丰富的御医加入分院,其中不乏擅长治疗传染病、儿科病的名医;

同时,从国库拨出一百万两白银,用於分院的硬体升级——不仅扩建了实验室,增添了十台高倍显微镜,还建立了专门的“病菌培养室”和“药物测试室”,让学者们能更精准地研究疫病。

更重要的是,程一言还推动在京城、南京、西安、广州等地设立了“疫病研究站”,每个研究站都配备了体温表、酒精检测仪、简易蒸汽消毒设备,专门负责监测当地的疫病情况。一旦发现疑似传染病病例,研究站能第一时间採集样本、分析病因,並將信息通过驛站快速上报朝廷,为“早防控”爭取时间。

第三项措施,则是在全国推广公共卫生措施。

这是程一言早就想推行的政策,只是之前担心守旧势力反对,一直没有找到合適的时机。

这次瘟疫的胜利,给了他推行政策的底气。他下令全国各州府、县乡,必须在半年內修建公共厕所,严禁百姓隨地吐痰、乱扔垃圾——在京城,工部甚至专门设计了“分类垃圾桶”,用不同顏色区分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还安排了专人定期清理;

他要求各地官府张贴告示,宣传“饮用开水”的重要性,甚至在集市、驛站等公共场所设置“免费开水点”,方便百姓取水;

在学校、军营、集市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官府需每月组织一次酒精消毒,还会派医官定期巡查,教百姓如何预防疫病。

这些措施起初確实遭到了一些守旧士绅的反对,比如江南的士绅认为“修建公共厕所会破坏风水”,北方的士绅觉得“喝开水是多此一举”,但在程一言的坚持下,再加上地方官用瘟疫防治的事实讲道理,这些反对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到了万历二十四年春天,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落实了公共卫生措施,百姓的卫生习惯也有了明显改善。

瘟疫过后,大明的新政继续稳步推进,且因为“科技救民”的共识,推进速度比以往更快。

在经济领域,蒸汽商船的航线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东南亚、印度洋航线,科学院还联合水师,研发出了更坚固、更適合远海航行的“蒸汽远洋船”。

这种船不仅能抵御海上的大风浪,还配备了简易的冷藏设备,能让丝绸、茶叶在长途运输中保持良好状態。

万历二十四年夏天,第一艘蒸汽远洋船“大明號”从泉州港出发,歷经三个月的航行,成功抵达了欧洲的葡萄牙里斯本港。当船上的丝绸、瓷器被卸下时,整个欧洲都为之轰动——欧洲贵族们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丝绸,也从未用过如此细腻的瓷器,纷纷爭相购买。

“大明號”带回的不仅是大量的白银,还有欧洲的科学书籍、天文仪器,以及玉米、土豆等新作物种子,为大明的科技发展和农业改良提供了新的助力。

在交通领域,水泥公路的修建也进入了“快车道”。

之前,水泥公路主要集中在京城到江南的主干道,而现在,在朝廷的统筹下,公路开始向西北、西南等地延伸。

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修通后,西北的粮食、煤炭运往江南的时间缩短了一半,运输成本也降低了三成;从成都到重庆的公路通车后,四川的蜀锦、药材能更快速地运往全国,蜀地百姓的收入也隨之增加。

更值得一提的是,小型蒸汽机装在马车上后,“蒸汽马车”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骡马马车,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在京城,蒸汽马车的票价比骡马马车便宜,速度却快两倍,每天都有大量百姓乘坐蒸汽马车出行;

在偏远地区,蒸汽马车还承担起了“邮差”的职责,將信件、包裹快速送达各地,极大地便利了百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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