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副总，同志们，”苏永强的声音带著一种刻意放缓的、沉痛的节奏，透出与年龄和地位不相称的虚弱，“南乐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酿成如此惨痛的悲剧，作为省委班长，我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积蓄力量，也像是在等待这番话在每个人心中沉淀。
“首先，是我驾驭全局的能力不足，对省內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风险的严峻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判断失误。尤其是在离开北川，去京都看病期间，没能更好地统筹好班子的力量，没能及时发现並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
他这番话，看似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姿態低到了尘埃里，却巧妙地將“班子力量”“工作偏差”这些模糊的概念点了出来。
接著，他话锋极其细微地一转，像是无意间的补充，“我承认，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济，思想上也有些求稳怕乱，总想著『稳定压倒一切』，希望能用更温和、更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解决北川积累下来的问题。对於一些……嗯……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思路和力度较大的政策调整，虽然在原则上支持，但在具体落实的节奏和力度的把握上，可能……没能很好地结合我们北川发展阶段和基层的实际承受能力。”
他始终没有提郑国涛的名字，但“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思路”“力度较大的政策调整”“没能结合北川实际”，这几个词组像几根无形的针，轻轻地、却精准地扎向了坐在他旁边的郑国涛。
苏永强最后长长地嘆了口气，疲惫地说：“说到底，还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也给高副总您添了麻烦。我接受组织的一切批评和处理。”
他把“球”踢了出去，用的是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他用自己的“老迈”和“求稳”作为盾牌，將“激进”与“脱离实际”的標籤，稳稳地贴在了郑国涛主导的政策上。
这番以退为进，堪称老辣。
轮到郑国涛了。他感觉喉咙有些发乾，会议室空调的温度似乎开得太低，让他后背泛起一丝寒意。
他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但仔细听，仍能察觉到一丝不易察觉的微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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