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擦黑，余则成把车停下离仁爱路14號不远的路边。下车后往晚秋住处走去。
晚秋正在厨房收拾东西，听到敲门声，过去把门打开。
余则成坐到客厅沙发上，晚秋端来一杯茶，他接过来，问：“今天在码头顺利吗？”晚秋点点头，“陈律师带过来话，地主王占金回老家了，平姐那边有危险。让咱们把该藏的东西藏好，家里会照顾好平姐。”
余则成心里一惊，放下了茶杯。晚秋不认识王占金，不知道目前他们的处境有多危险。
王占金。
这三个字像锤子，一下砸在他心口上。当年那事全翻出来了，余则成在保密局把王占金抢过来后，准备在天津城郊荒地灭口，王占金跪著磕头，额头磕出血印子，这时候王占金的俩孩子在旁边怯生生喊了声“爹”。就那一声，他心软了。
枪抬起来又放下，最后只撂了句：“滚出天津，这辈子別再让我看见你。”
现在倒好，王占金回老家了，把翠平给捅出去了。
“心太重，手不狠……”余则成念叨著吴敬中那句话。
晚秋走近几步：“则成哥，现在不是懊悔的时候，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余则成脑子飞快地转著，“组织让我做好应对措施，秋实贸易公司密室里的东西，得挪地方。”
“电台那些？”
“全得挪。”余则成说得乾脆，“今晚就办。所有能惹麻烦的东西，一件不留。”
晚秋点点头，转身要走。余则成叫住她：“你去公司，动作要快。我从阳明山那边开车过去接应。”
“好”
余则成又说“你从后门进，拆电台的时候小心点。记住，出门前看看街对面，有没有人盯梢。”
说完，两人一起出了门。
同一时间，津门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
杨树亮坐在办公室里，桌上菸灰缸堆成了小山。
临祁县公安局那边，跟他玩仙鹤打架—绕脖子。一会儿说档案被老鼠啃了，要一页一页粘；一会儿说找的老人年纪大记性差，问不出东西来。
他又抓起电话狠狠摇了两把：“接临祁县公安局！”
电话通了，那头传来李存宝的声音：“餵……”
“李局长吗？我天津的老杨。”杨树亮没兜圈子，“你们补充的陈桃花材料怎么样了，我们这边都等著核实呢。”
“哎呀！杨处长不好意思。”李存宝拖长了调子，打著哈哈，“叫您一遍遍催，我们小局条件差，档案室漏雨，那些老档案湿了又干，纸都脆了，人员素质也低，不像你们上边的大局，条件好，人员素质高。”
杨树亮没吭声，就那么听著。听著听著，嘴角慢慢翘起来，微微抖动。
等李存宝说完了，杨树亮才开口：“李局长，您这意思是，材料给不了？”
“给给，目前有困难，我再去催他们抓紧时间，一有消息，我马上给您打电话。”
“成。”杨树亮说，“我知道了。”
他把电话掛了，掛得很轻。
看来这个陈桃花身份的確不简单。
有人保。
而且保的明目张胆。
现在假设陈桃花和王翠平是一个人，要是能证明有人在保护陈桃花或王翠平，那不就等於证明她有问题？
怎么证明呢？
他站起身在屋里转圈，突然停下，眼睛落到那份公安部关於镇压反革命的文件上，一条毒计在脑海中慢慢形成，不这么干，这案子就僵死了。
杨树亮坐回椅子上，抽出一张空白信纸，拧开钢笔。在纸上写著：
“尊敬的领导：我是石昆乡的一名普通群眾，现向组织反映一个重要情况。我乡黑山林村的王翠平，其丈夫解放前並非普通农民，实为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王翠平本人也非善类，系隱藏的反革命分子……”
杨树亮边想边往下写：
“王翠平平日行事诡秘，常与不明身份人员接触。望组织严查，肃清隱患。一名革命群眾敬上。”
写完了，他盯著那几行字。
他抽出一张新信纸，又抄了一份。两份內容一样，落款都是“革命群眾”。一封寄行政公署公安处，一封寄行政公署。
装信封，贴邮票，封口。
杨树亮拿著两封信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从抽屉里翻出副旧手套戴上。
出了公安局大门，外头风更大了。他走到街角那个邮筒前，左右看了看没人。
两封信塞进去。
他转身离开邮筒，走了不远，拐进老张家的巷子，敲敲门，老张探出头，把他让进来，门立刻关上了。
老张搓著手：“杨处长，这么晚……”
“有急事。”杨树亮坐下，“给石处长发电报，动用贵州潜伏人员。”
老张一愣：“什么事这么急？”
“让在黑山林村找个对王翠平有怨气的人。”杨树亮压低声音，“给钱，在村里放风，就说王翠平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王翠平是反革命。要找最合適的人。”
老张脸色变了变：“杨处长，这……动静是不是太大了？”
“要的就是动静大。”杨树亮眼神冷下来，“赶紧发报。告诉石处长，这事儿必须马上办。”
“行，我这就去准备电台。”
贵州，松林县。
“山鹰”周永安收到石齐宗的电报后，在黑山林村附近转了两天。他装成收山货的小贩，在村里跟人閒聊，慢慢摸清了情况。
村里人都说，有个叫吴招娣的妇女，外號“大喇叭”，平时懒得出奇，不好好下地干活。去年春耕的时候装病，被妇女主任王翠平当眾批评过，一直怀恨在心。
这天傍晚，周永安拎著两斤红糖，敲开了吴招娣家的门。
吴招娣正在屋里纳鞋底，听见敲门声，懒洋洋地问：“谁啊？”
“过路的，討口水喝。”周永安在门外说。
门开了条缝。吴招娣打量著他，又看看他手里的红糖：“你找谁？”
“大姐，我是收山货的。”周永安笑著说，“走得口渴了，想討碗水喝。这点红糖，算是谢礼。”
吴招娣看见红糖，眼睛亮了，赶紧把门开大：“进来吧进来吧。”
屋里很简陋。周永安坐下，把红糖放桌上。吴招娣给他倒了碗水，眼睛却一直盯著红糖。
“大姐，”周永安喝了口水，“我听说你们村有个王翠平？”
吴招娣脸色一沉：“你问她干啥？”
“隨便问问。”周永安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放在红糖旁边，“大姐，想不想挣点钱？”
吴招娣盯著那五块钱，咽了口唾沫：“咋挣？”
“简单。”周永安小声说，“从明天开始，你在村里逢人就说，王翠平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王翠平是反革命。要说自然点，像你自己听来的。”
吴招娣手一哆嗦：“这……这话可不能乱说……”
“十块。”周永安又掏出五块钱，“事成之后，再给你十块。”
二十块钱。吴招娣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她盯著那两张五块的票子，眼睛都直了。
“你……你为啥要这么干？”她问。
“这你別管。”周永安说，“就说干不干吧。”
吴招娣咬了咬牙，一把抓过钱：“干！”
“记住，”周永安站起身，“说得自然点。说完就走，別跟人掰扯。”
“知道了知道了。”
周永安没再多说，转身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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