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

这段时间里秦淮茹和秦京茹一人给刘建国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两个孩子分別取名刘笑康、刘笑寧,预示著健康安寧的长大成人。

胡同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还没等完全变黄,就被几场突如其来的秋雨打落了大半,铺在青石板路面上,被行人的脚步踩得稀烂,混著泥水,散发出一种潮湿而腐朽的气息。

街上的高音喇叭依然在每天早上准时响起,但那声音似乎不再像前两年那样尖锐刺耳、充满杀气了,偶尔还会因为线路接触不良而发出滋滋的杂音,像是一个唱了太久、嗓子已经沙哑的歌手。

墙上的大字报层层叠叠,新的覆盖旧的,最底层的已经褪成了灰白色,风一吹,边角便簌簌地剥落下来,在地上打著旋儿。

人们走在街上,脚步不再像前两年那样急匆匆的、带著一种隨时准备投身革命的亢奋,而是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和茫然。

运动还在继续,但那股最初的气势,那股仿佛要焚尽一切旧世界的狂热,似乎正在以一种缓慢但不可逆转的速度消退。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最猛烈的时候已经过去,剩下的,是漫天的烟尘和遍地灰烬。

这天早晨,刘建国走进办公室时,第一眼就注意到了桌面上那份与眾不同的文件。

它没有被夹在普通文件的中间,而是单独放在桌面的正中央,封面上印著鲜红的標题字体,下方盖著带有国徽图案的红色公章,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气息。

他放下公文包,坐下来,拿起那份文件,目光落在標题上——《关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决议》。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標题,然后靠在椅背上,將文件从头到尾仔细翻阅了一遍。

决议的內容並不复杂,但分量极重。

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压力、缩小城乡差距、培养无產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决定在全国范围內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件下发后,各省、市、自治区须立即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负责动员、组织、安置等工作。

刘建国放下文件,手指轻轻在桌面上敲击著,陷入了沉思。

他知道,这將是继运动高潮之后,又一个深刻影响无数人命运的重大决策。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那座老式掛钟发出规律的嘀嗒声。

刘建国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目光落在窗外那棵在秋风中摇摆的树枝上,仿佛在凝视著什么遥远的东西。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秘书端进来的热茶都凉透了,他才缓缓地吁出一口长气。

他知道,这份决议的背后,意味著什么。

那些在过去两年多里衝锋陷阵、砸烂旧世界的红卫兵小將们,那些在街头巷尾高喊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年轻人,即將被一场比他们曾经参与的运动更加宏大、更加不可抗拒的浪潮裹挟著,离开他们熟悉的城市,离开他们的父母和家庭,奔赴那些他们从未踏足过的、广阔而又陌生的农村天地。

这不是惩罚,也不是流放,但它的效果,或许比惩罚和流放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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