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做的,是帮他们找对方向,找对方法,找对力量。

方向对,方法对,力量足,他们自己就能走到,走到好日子里,走到幸福里,走到光明里。”

台下鸦雀无声。

没有人鼓掌。

不是因为这些话不值得鼓掌,而是因为没有人想打破这种安静。

研究员们坐在那里,看著台上的林惟民。

他们中的很多人从进研究院的那天起就认识他了。

那时候他的头髮还是黑的,背还是直的,开会的时候能一口气讲三个小时不带歇的。

这些年他老得很快,操心操的。

院里经费紧张,他四处化缘;

年轻人职称评不上,他比谁都急;

课题结不了项,他亲自上手改报告。

这些事他从不拿出来说,但大家都知道。

他们看著他花白的头髮、深深的皱纹、微微佝僂的背,忽然发现,这个人把自己熬干了。

但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

说话还是那么有力。

走路还是那么稳。

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老树,皮糙了,枝枯了,根还扎得深深的。

研究员们坐在台下,心里翻江倒海。

他们想起了自己刚进研究院时的样子。

那时候他们年轻,意气风发,觉得自己学了一身本事,要干一番大事业。

后来呢?

后来他们埋头做课题、写论文、评职称、爭项目,日子过得忙忙碌碌。

那些年在西部跑过的路、在基层蹲过的点、在老百姓家坐过的门槛,渐渐变成了调研报告里的数据和案例,变成了ppt上的柱状图和饼状图。

不是没有价值,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

大概就是像李建国老师那样的东西。

一个人,一辈子,守著一件事,不图回报,只问耕耘。

他们想起了那些被採纳的成果,某个县因为他们的政策建议调整了產业布局,农民的收入確实涨了;

某个村因为他们的规划方案通了自来水,妇女们不用再走几里山路去挑水;

某个片区因为他们的评估报告获得了专项扶持资金,失学的孩子重新背上了书包。

这些改变是真实的,是他们亲手参与创造的。

但他们也清楚,还有更多的地方没有被覆盖到,还有更多的人没有被惠及到,还有更多像李建国老师一样的人,在默默地、艰难地、独自支撑著。

他们的眼泪掉下来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默默的、无声的、忍了很久终於没忍住的那种。

有人摘下眼镜擦了擦,有人低著头看著桌面,有人把脸转向窗外。

窗外那两棵银杏树的叶子快落光了,金黄的叶片铺了一地,被风吹得轻轻翻动。

那些眼泪掉在会议室的地板上,掉在银杏叶上,掉在他们这些年走过的那些路上。

那些路,有一些是林惟民带著他们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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