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文化发展

景炎六十五年（1340年），北方的元朝境內，一场权力更迭后的改革正在艰难推进。

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这位被戏称为“铁锅皇帝”的君主，刚刚扳倒权倾朝野的权臣伯顏，终於得以亲掌朝政。

亲政初期的元惠宗，一改往日的沉湎嬉戏，显得勤於政事。

他重用脱脱等有识之士，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改革措施，史称“至正新政”。

朝堂之上，新颁行的法典《至正条格》被誊写在黄绸之上，悬掛於殿內，昭示著朝廷完善法制的决心；举荐守令法的颁布，意在整肃吏治、加强廉政；而寻访逸隱之士的詔令，也从大都传遍各地，试图为暮气沉沉的元朝招揽可用之才。

然而，这些改革如同杯水车薪，终究未能触及元朝积弊已久的土地兼併、民族矛盾等核心问题，王朝的颓势依旧难以逆转。

与北方元朝的步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东宋的蒸蒸日上。

此时，印度总督府统一印度已然整整五年，从美洲引进的红薯、玉米等高產作物，在印度的恆河平原、德干高原广泛种植。

每到秋收时节，金色的玉米穗沉甸甸地垂在秸秆上，紫红的红薯在泥土中饱满硕大，印度的粮食產量连年攀升，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可这丰收的喜悦，从未真正惠及印度底层人民。

多生產出的每一斤粮食，都被东宋印度总督府的官吏与当地贵族层层盘剥，尽数收入囊中。

底层百姓依旧挣扎在温饱线上，每日为了一口吃食奔波劳碌。

好在这几年总督府无战事，无需大规模徵兵筹粮，他们才算勉强能吃饱肚子。

只是这份安稳脆弱不堪——一旦总督路易决定开战，飢饿便会如期而至，届时他们除了参军討生活，再无其他出路。

印度与爪哇岛，渐渐成为东宋稳固的两大粮仓，源源不断地为本土输送著粮食；而作为东宋核心腹地的澳洲，则逐渐转型，以矿產开採、工业製造、商业贸易与畜牧业为主，工厂在城市和大河旁林立，商船的帆影在港口交织，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日本总督府设立已近三十年。

大阪平原与东京平原上，大片的稻田连绵不绝，风吹过处，稻浪翻滚，这里已然成为东宋最重要的大米种植基地，承担了全国八成以上的大米需求。

与此同时，隨著东宋化学领域的发展，日本丰富的硫磺资源被大规模开採，成为东宋火器製造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供应地。

相比於印度人的麻木躺平，日本人选择了全力拥抱东宋的道路。

四书五经在日本被疯狂追捧，贵族子弟晨起诵读，市井学子爭相研习；他们全面拋弃了本国的货幣、语言与文化，穿宋人的衣冠，行宋人的礼仪，效仿宋人的生活习惯——凡是宋人喜欢的，他们便倾力模仿；凡是宋人厌恶的，他们便坚决摒弃，心甘情愿地以“宋人之下第二等人”自居。

可即便如此，也未能改变日本作为东宋殖民地的性质。

日本总督府在当地的压榨，丝毫不亚於印度。

不过，得益於对儒学的深入研究，多数日本人能说流利的汉话，这让他们获得了特殊的机会——常常被东宋的种植园主、企业主聘为监工，负责管理其他族裔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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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日本武士毕生的梦想，便是被一位富有的宋人看中，成为其麾下的家臣，为其效忠。

有印度、日本这两大殖民地的持续“输血”，东宋的財政收入年年攀升，国库日益充盈。

丞相陆君尧顺势推出了《养老法》与《失业法》，为宋人的生活提供保障。

法令规定，年满六十岁的老人与没有收入来源的失业者，每月都能从朝廷领到一笔钱款。

其中养老金数额颇为丰厚，足以让老人安享晚年；失业金则数额微薄，仅能保证不饿死，意在防止助长宋人的惰性。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粗重、繁琐的工作让宋人不愿涉足，而使用奴隶劳作，效率又十分低下。

澳洲的工厂主们对此怨声载道，时常通过购买报纸版面引导舆论，或是直接找到自家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发声，恳请朝廷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朝堂之上，围绕此事的爭论持续了数月。

最终，陆君尧得到了太子赵汶的支持，正式发布了《国籍法》。

法令明確规定：凡是能说汉话、写汉字，通晓四书五经，且为宋国工作满二十年、表现良好的外国人，通过相应考试后，便可加入宋国国籍，享有与宋人同等的福利待遇，包括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

若父母均为新入籍的宋人，其所生子女仍需为宋国工作十年才能获得国籍，直至三代之后，方可不受此限制。

为了区分不同族群，朝廷在国籍之外，又新增了民族划分：原本的宋人为汉族，南洋土人为马来族，日本人为倭族；而印度的阿三因性情太过麻木，暂不设置民族。

《国籍法》一经颁布，便有近十万南洋土人符合入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