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我生了一场重病。
几乎在同一时间，编辑部告诉我，我写的文章因涉及敏感话题被下架。
躺在手术台上时万念俱灰，我曾暗暗祈祷自己再也不要醒来。
可事与愿违。
恢復期间，多亏父亲悉心照料，我才一点点好转。
躺在病床上，我整日苦於找不到可写的题材。
父亲用那双布满裂纹的手为我削苹果，果皮垂得老长，却一次也没断。
“吃吧，”
他说，“补充点维生素。”
我接过苹果，忍不住抱怨，
“补充了又能怎样呢？写好的东西说没就没了。人活著，难道就为了吃个苹果？”
父亲没接话，只是默默把苹果切成小块。
隔壁床的陈阿姨，和我同一种病，情况更重。
她常熬夜坐著，一躺下就喘不过气。
一天深夜，我对著空白的文档发呆，思绪纷乱，却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写不出来啊？”陈阿姨忽然开口。
“嗯。”
她沉默了许久，久到我以为她睡著了。然后她说，
“不然......你去和我姑父聊聊吧？”
“您姑父是作家？”
“他在精神病院。”陈阿姨顿了一下，
“二十年前，他是那架奇蹟航班上唯一的倖存者。”
我猛地坐起身，扯到伤口，疼得咬牙吸气。
“他叫李建设，飞机坠毁在冰原上，137个人，只有他活了下来。”
陈阿姨的声音在黑暗里悠悠迴荡，
“报纸和新闻热热闹闹报导了好一阵，都说他是生命的奇蹟。可出院后第三个月，他走进警局自首。”
“为什么？”
“他说自己有罪。”陈阿姨咳嗽起来，
“没人信，后来......他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那一夜，我第一次感觉血液重新在身体里流动起来。
我主动找主治医生要求调整方案，配合每一次疼痛的康復训练。
父亲惊讶地看著我，“孩子，你......”
“我知道该写什么了。”我说。
父亲眼眶泛红，双手无措地搓著，
“好，好。没事，就算挣不著钱也没关係，做你想做的就行。”
这话太直白，直白得让我难为情。
我別过脸去，“知道了。”
出院第二天，我把行李扔在家里，坐上长途汽车直奔城南的神京精神病院。
陈阿姨写了张字条给我，“他挺愿意见人的。別问太多，听他说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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