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夏尔·戴高乐

1940年4月3日，上午十点，巴黎荣军院附近，第三装甲团团部。

团部设在一栋不起眼的奥斯曼风格建筑里，与周围华丽的总参谋部大楼相比显得朴素甚至寒酸。

洛兰在门口出示证件时，卫兵仔细核对了三遍，才挥手放他进去。

这里是法国装甲部队在巴黎的行政中心，或者更准確地说，是被边缘化的装甲理论派的小小据点。

马尔尚中尉在楼梯口等他。

“他今天心情不好。”马尔尚低声说，“昨晚的军委会会议，他的扩编方案又被否决了。”

“他”，指的是夏尔·戴高乐上校，第三装甲团团长，法国军队中少数几个坚信装甲部队应作为独立突击力量使用的军官之一。

在总参谋部的主流观点里，坦克只是步兵的辅助工具，而戴高乐在1934年出版的《建立职业军》中提出的理论，被视为激进的异端。

洛兰在听到夏尔·戴高乐要见自己的时候，一瞬间惊得张大了嘴巴。

连续不断的紧张情绪让他忘了，此刻，还有这样一位带著传奇色彩的人物，就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居所距离都不是很远。

“为什么要我来见他？”洛兰迫使自己平静的问道。

“因为你的坦克演示。”马尔尚领著他往楼上走，“布沙尔將军把报告给他看了。他说想见见那个用废铁敲钟的年轻人。”

他们在二楼尽头的一扇门前停下。门牌上简单地写著：团长办公室。马尔尚敲了敲门。

“进来。”声音从里面传来，低沉，略带沙哑，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

办公室很小，书堆得满地都是。

墙上掛著一张巨大的欧洲地图，红色和蓝色的箭头在西线密密麻麻，可见办公室主人对战线极其关注。

窗前，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背对著门站著，肩膀宽阔，几乎挡住了整个窗户的光。

他转过身。

夏尔·戴高乐上校比洛兰想像中更高，接近一米九，这使得这间小办公室显得更加侷促。

他穿著標准的深蓝色军装，但领口敞开著，没有繫紧，脸很长，鼻子高挺，眼睛深陷在眉骨下，目光锐利得像能穿透一切。

“洛兰中尉。”戴高乐伸出手。他的手很大，握力十足，“久仰。坐。”

洛兰在唯一一张空椅子上坐下。马尔尚靠站在门边，没有出去，显然他深受戴高乐上校的信任。

“你的报告我看了三遍。”戴高乐开门见山，从桌上拿起那份关於阿登突破可能性的简报，“数据扎实，推演严谨，但最重要的是，你指出了问题的核心，不是坦克能不能过阿登，而是我们的头脑能不能接受坦克可以过阿登这个事实。”

他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迴荡，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铁砧上。

“谢谢上校。”

“不用谢我。”戴高乐摆摆手，走到地图前，“该谢你的是那些现在还坐在办公室里，以为马奇诺防线能保他们一世平安的蠢货，可惜他们不会谢你，只会想方设法让你闭嘴。”

他转过身，盯著洛兰：“你知道为什么吗？”

洛兰摇头。

“因为接受你的分析，意味著要承认他们过去十年、二十年建立的整个防御体系是错的。意味著要承认他们耗费了国家几十亿法郎、耗费了整个一代人最好的时光，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坟墓。”戴高乐的声音里有一种压抑的愤怒。

“而承认错误，对官僚来说，比打输一场战爭更可怕。”

窗外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

“我听说你要被调走。”戴高乐突然说。

“传言是这样，上校。”

“想去哪里？”

“服从命令，去哪里都可以。”

戴高乐笑了，那是个短暂而苦涩的笑容：“標准答案。但如果让我建议，去前线部队，离参谋部越远越好，在那里，你至少能看到真实的军队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地图上的箭头和报告里的数字。”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递给洛兰。

是《建立职业军》，书脊已经磨损，內页写满了批註。

“这是我五年前写的，当时没人看。”戴高乐说，“现在还是没人看，除了把它当成攻击我的弹药，你拿去看看，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

洛兰接过书，翻开扉页，上面有一行手写的题字：“致未来的法国军队——如果它还存在的话。夏尔·戴高乐，1934年。”

“上校，”洛兰合上书，“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该怎么办？”

戴高乐沉默了很久。

他走到窗前，望著外面的荣军院广场，阳光很好，军官们三三两两地走过，步伐悠閒。

“1916年，我在凡尔登被俘。”他突然说，声音很轻，“德国人把我关在战俘营里，我尝试逃跑五次，都失败了。第六次，我成功了。为什么？”

他转过身，眼睛在阴影里发光：“因为前五次，我只想逃出战俘营。第六次，我想的是逃回法国，继续战斗。”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战爭有两种输法。”戴高乐说，“一种是放下武器，承认失败。另一种是带著武器撤退，等待机会再战，第一种叫投降，第二种叫战略转移。”

“如果巴黎陷落，如果政府投降，如果有人告诉你战爭结束了，记住，只要还有法国人愿意战斗，战爭就没有结束。”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让洛兰想起一些模糊的记忆。

他想起来歷史书上的记载，1940年6月，法国政府投降，但戴高乐飞往伦敦，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开启了自由法国运动。

歷史还在既定的轨道上，即便戴高乐做了这么多。

“我明白了，上校。”洛兰站起来。

“不，你还不完全明白。”戴高乐摇摇头，“但要完全明白，需要亲身经歷。我只能告诉你：保持清醒，保持愤怒，最重要的是，保持希望。希望不是相信事情会变好，而是相信有些事情值得坚持，哪怕看不到结果。”

“洛兰，你很像我的一位老朋友，对军事有著敏锐的嗅觉，被疏离也没什么，重要的是你还年轻，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他伸出手，这次握手的时间更长。

“保重，中尉。我们可能还会再见，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马尔尚送他出来。

“他很少对人说这么多话。”马尔尚说，“他觉得你听懂了。”

“我只是听懂了绝望。”洛兰说。

“不，”马尔尚摇头，“他说的不是绝望，是比绝望更难的东西，在知道可能失败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战斗。”

他们沿著荣军院的围墙慢慢走。四月的梧桐树抽出新叶，在风中沙沙作响。

“费利克斯想见你。”马尔尚突然说。

“勒克莱尔少尉？”

“嗯。他说有重要的事，必须当面说。”马尔尚看了眼手錶，“三天后的晚上，刺刀与玫瑰。你能来吗？”

“能。”

“好。我会安排。”马尔尚停顿了一下，“还有，布沙尔將军让我转告你：调令可能下周下来，目的地是色当，第五十五步兵师参谋处。”

色当，阿登森林以西，默兹河畔的关键要塞。

歷史的流向，总是充满讽刺。

同一时间，巴黎十六区，一栋豪华公寓的书房。

厚重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儘管是白天，房间里只亮著一盏檯灯。雪茄的烟雾在灯光下盘旋，像某种不祥的预兆。

菲利普·贝当元帅坐在扶手椅里，八十四岁高龄的他依然坐得笔直，灰白的头髮梳理得一丝不苟，他面前放著一杯没喝过的水。那双见证了1870年、1914年、1918年的眼睛，此刻半闭著，像在打盹，又像在思考。

加斯顿少將坐在他对面，身体前倾，声音压得很低。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元帅，布沙尔他们越来越激进，那个叫洛兰的年轻军官甚至预测德军可能在三十六小时內突破阿登。现在参谋部里人心浮动，有些人开始质疑整个防御体系。”

贝当缓缓睁开眼睛。那双眼睛很浑浊，但深处有一种冰冷的光芒。

“年轻人总是喜欢预言灾难。”他的声音苍老但清晰，“1914年，也有年轻人预言德国人会从比利时打过来。结果呢？我们贏了。”

“但这次不同，元帅，德国人的坦克，飞机，技术变了。”

“技术会变，战爭不会变。”贝当摇摇头，“战爭最终是人的较量，是意志的较量。法国人的意志，比德国人更坚韧，我们耗得起，他们耗不起。”

加斯顿犹豫了一下：“可是，如果前线真的崩溃，我们该怎么办？”

房间里安静下来。墙上的掛钟滴答作响，每一秒都拖得很长。

贝当慢慢端起水杯，抿了一小口。

“法兰西经歷过很多次失败。”他缓缓说，“1815年，1871年，但我们活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战斗，什么时候该保存实力。”

他看向加斯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加斯顿感到后背冒汗：“您是说如果战局不利，我们应该考虑谈判？”

“谈判。”贝当重复这个词，像在品尝它的味道，“是的，谈判。不是为了投降，是为了保护法兰西的血脉，保护这个国家不被彻底摧毁，有时候，一场体面的和平，比无谓的牺牲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