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班的时候,他抱著那三沓资料去了二楼情报所。

情报所的人姓孙,一个四十来岁的老情报员,戴著深度近视镜。他接过那三沓资料,翻开看了看,抬起头。

“何处长,这是……”

“密级技术情报。分送相关研究单位。”何雨柱说,“来源保密。渠道要乾净。”

孙同志看了他一眼,没多问,在登记簿上写了几行字。

“行。我办。”

何雨柱点点头,转身上楼。

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孙同志已经抱著那三沓资料进了里屋,门关上了。他站在原地顿了片刻,忽然想起当年在上甘岭坑道里,他把最后一份乾粮递给那个快要饿晕的年轻战士时,战士也是用这样的眼神看他——不说话,只是看。那眼神里有话,但都咽下去了。

他继续往上走。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北京下大雪。

何雨柱加班到十点多,从办公楼里出来时,雪已经没过脚踝。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打伞。雪花落在脸上,凉丝丝的,化了,顺著脸颊往下淌。

门卫大爷披著大衣出来,看了他一眼。

“何顾问,还不回?”

何雨柱点点头。

“回。”

他踩著积雪往公交站走。路灯把雪地照得发白,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在雪地里一步一步往前挪。雪落在肩上,很快就化了,把那件旧棉袄的肩膀洇湿一小块。

公交站一个人都没有。他站在站牌底下,等那趟末班车。

等了十分钟,车来了。他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司机和售票员在前面说话,听不清说什么。

车开得很慢,轮子碾著积雪,嘎吱嘎吱响。

他看著窗外那些被雪盖住的街道、房子、树木,一片一片往后倒。

北京真好。

雪落在北京,和落在长津湖,不一样。

长津湖的雪埋人。北京的雪只盖地。

三月底,何雨柱收到一封信。

信封没落款,只写著“何处长亲启”,字跡工整,像是列印的。他拆开,里面是一张剪报。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十月。標题:《上甘岭:他们用血肉筑起长城》。

作者:秦怀如。

他把剪报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是別的文章,gg,天气预报。他又翻回来,看那篇报导。三年多前的报纸,纸已经发黄了,边角有点脆,一碰就掉渣。

报导不长,一千多字。写的是上甘岭战役期间一个无名高地的坚守,写那些兵怎么在坑道里硬撑了十几天,怎么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喝自己的尿,怎么在最后时刻用刺刀和石头跟敌人拼。

他看完,把剪报放回桌上。

边角空白处,有钢笔字跡,很细,很小。

“我在写第二本书。第一章是你的故事。你愿意告诉我,那些没写进报告的事吗?”

何雨柱把那行字看了很久。

他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打开最底下那个抽屉。抽屉里放著一个旧木盒,盒子里是他那件少將礼服,叠得整整齐齐。

他把剪报折好,轻轻放进礼服的內袋里。

那个位置,正好贴著心口。

他把抽屉推回去,站了一会儿。

窗外,三月的阳光照进来,把那件已经很少再穿的礼服照亮了一角。光落在藏青色的呢料上,落在那枚他从未对人提起过的勋章上。

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个问题:那些没写进报告的事。

报告里写的,都是该写的。可有些事,不该写,也不能忘。

比如那个年轻战士临死前塞给他的那张纸条。比如那个雨夜,他亲手埋下的那把炒麵。比如长津湖的雪地里,他抱著一个冻僵的兄弟坐了一夜,没哭,也没说话。

那些事,能告诉秦怀如吗?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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