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石油胜利

五年，一千八百三十七天。他把那个数字在心里放了一下，感受了一下它的重量。

他想起了1970年第一次走进那间谈判室的时候，对面三个人的眼神，他当时就知道他们里面至少有两个不相信他能打贏这场谈判。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是因为他们见过太多这样的谈判，见过太多本地政府领导人意气风发地走进来，然后被拖、被耗、被各种细节条款磨掉耐心，最后接受一个比他们开口时更低的条件，带著一个对自己国家来说还算体面的结果走出去。

他没有让那件事发生。

五年里有三次谈判陷入了真正的僵局，最严重的一次对方撤出了谈判桌，回去了，奥马尔让马哈茂德在那之后什么都不做，就等著，等了將近六个月，对方自己联繫回来，重新坐下来谈。那六个月里，很多人问他要不要主动出击，要不要通过外交渠道施压，他每次都说：不，就等著，让他们自己想清楚。那个判断在当时很难解释，但结果证明是对的——六个月里那个公司在別的地方的谈判出了问题，他们需要利比亚这边有一个稳定的结果，所以他们回来了，条件比他们撤之前更接近奥马尔要的那个。

这些事，他这间办公室的桌子见过，那张地图见过，旧的，边角翘起来了，纸有点黄，但它在那里，见过那些事。

他把手从桌上收回来，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了一眼外面的费赞夜晚，沙漠里的星星很多，亮，像是散落在黑色地面上的砂砾，密，但每一颗都清楚。那片天没有云，也没有风，就是黑，和星星，在那里。

还有很多事要做，这只是一件。

但今晚他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压了一下，让它的重量在那里待一会儿，不急著放开，就是感受一下。五年前他在这个房间里把那份谈判方案铺开，把每一条路想透了，那晚的费赞也是这样的星星，也是这样的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沙漠。

他把那两个夜晚放在一起，感受了一下它们之间的距离，感受了一下那个距离里装了什么。

三天后，马哈茂德把一份文件放到奥马尔桌上，“鹰国的，”他说，“华盛顿昨天的內部评估报告，埃维利亚的通讯单元截到的，”他停了一下，“你先看第三页。”

奥马尔翻到第三页，看了一遍，把那一页重新看了一遍，然后翻回去，把前两页也看完，把整份文件合上，放到一边。

“他们怎么说的？”马哈茂德在对面坐下，他已经看过了，但他想听奥马尔说。

“他们认为，”奥马尔说，“利比亚完成石油国有化这件事本身的影响，不在於利比亚——利比亚太小，他们一直就知道控制不住——在於它给其他產油国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先例，他们担心的是多米诺效应。”他把那份报告的封面看了一眼，“评估结论是：利比亚目前的国际地位已经超出了它的实际体量，建议密切关注，短期內不建议直接对抗，代价超过收益。”

“短期內，”马哈茂德重复了这两个字，把那两个字在嘴里停了一下，“他们在想后续动作。”

“他们一直在想，”奥马尔说，“从1970年起就在想。”他把那份报告的封面看了一眼，“第一份评估报告我记得，结论是：新政府激进，不稳定，预计两年內內部会出问题，建议观望。”他停了一下，“两年后没有出问题，他们换了一份，结论变成：该政府稳定性超出预期，但体量有限，影响力局限於北非，暂不需要特別应对。”他把桌上的另一份文件拿过来，“现在是第八份了，结论还是代价超过收益。”

马哈茂德把那个逻辑听完，“每一份结论都让他们又多等了一段时间。”

“每一份结论，都是我们又多了一段时间，”奥马尔说，“让我们把这段时间用得比上一段更扎实。”他把那份文件推到一边，“把这份归档，那个专门给鹰国评估报告的夹子，”他停了一下，“等它到第二十份的时候，结论应该还是一样的——代价超过收益，继续观望。”

马哈茂德在椅子上看了他一眼，“你希望他们一直这么判断。”

“我希望他们永远这么判断，”奥马尔说，头没有抬，“那是最好的结果，不是打不贏，是他们永远觉得不值得打。”

马哈茂德在那个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庆祝，”他说，“你说从费赞回来之后让我安排。”

“安排吧，”奥马尔说，头还是没有抬，“不要太大，就內部的几个人，吃顿饭。”

“就內部几个人，”马哈茂德说，“那就今晚。”

“今晚，”奥马尔说，“好。”

马哈茂德站起来，“莱拉算內部的人吗？”他问，语气很平，但那个问题本身不是隨便问的，是他在確认一件事。

奥马尔把那份文件翻过去，“算，”他说。

马哈茂德点了个头，走了出去。

那天晚上，五个人，一张桌子，没有仪式，没有任何正式的东西，就是吃饭，喝茶，说话。马哈茂德开了一瓶他藏了很久的好酒，说是等这一天的，奥马尔喝了一小杯，埃维利亚没有喝酒，莱拉喝了半杯，马哈茂德喝了剩下的。

那顿饭比平时的工作饭局轻鬆很多，轻鬆不是因为谁刻意去製造气氛，是因为有一件事真的做完了，做完了之后会有一种自然鬆开的感觉，那种感觉不需要被解释，大家都感受到了，就那样放著。

席间有人提了一句1970年第一次谈判的事，马哈茂德说那次他在会议室外面等著，等了將近四个小时，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后来奥马尔出来，脸色很平，第一句话是“叫他们把茶换热的”，马哈茂德说他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站在那里愣了两秒，才去找人换茶。

奥马尔听到这里，嘴角动了一下，“那次茶確实凉了，”他说，“那几个人说话太长，”他停了一下，“当然，我也说得很长。”

桌上有人笑了，笑声不大，不是那种爆发出来的，是那种从喉咙里轻轻出来的，听起来是真的。莱拉也笑了，是那种在一张桌子上坐著、听到一件过去的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也笑了的那种。

马哈茂德把那个笑看到了，没有说什么，把杯子里的酒喝完，把杯子放下，“五年前，”他说，“这张桌子上没有你，”他看了莱拉一眼，语气很平，不是刁难，就是陈述，“今天有了，”他停了一下，“这件事我觉得挺好的。”

莱拉把那句话听完，没有立刻回答，停了一下，“谢谢，”她说，也是很平的语气，不客套，就是收下了。

就这两句话，没有更多，但那两句话在那张桌子上，被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然后就过去了，没有人再往下接，话题转到了別的地方，饭继续吃，茶继续喝。

酒喝完，饭吃完，几个人各自散了。奥马尔最后离开，在走廊里把最后一间亮著灯的屋子的灯关上，走廊里就只剩窗外透进来的光，淡，蓝白色，是深夜的光。

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下，把今天这件事在心里放了一下——从早上那份协议签完，到下午费赞矿区，到晚上这张桌子，一天里的事。

这一天有点重，但是扎实的那种重，不是压著人的重，是一件做完了的事放在那里的重，放著挺好的。

然后他往外走，把那个走廊里最后那点光也让给了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