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隍庙回来的第三天，二爷爷把樟木匣子打开，取出一张黄纸，铺在石桌上。
纸上用硃砂画著一道符。
符胆是一个极小的三角形——镇宅符，但不是册子里那种老符，是新画的，硃砂还鲜著，三角形里的空微微隆起，像一颗还没睁开的眼睛。
“这道符，你拿去。”
他把符折成一个小方块，递给我，“今晚有人来找你。”
“谁？”我道。
“不知道。”他在石凳上坐下，把菸斗塞上菸丝，划火柴点著。
“行里的规矩，託事不託人。人托人，托的是人情。事託事，托的是本事。有人把事托到我这里，我老了，跑不动了。你替我去。”
“什么事？”
“他没说。只留了一个地址，让今晚过去。”二爷爷老神在在地吐出一口烟。
“地址在老刘那片的城中村。你带上老刘一起去。他胆子小，但心细。心细的人，能看见胆大的人看不见的东西。”
傍晚，我坐公交车进城。
老刘在公交站等我，穿著一件深色的夹克，兜里鼓鼓囊囊的——那七枚铜钱串在一起，把兜口撑出一个圆。
他看见我，手从兜里伸出来挥了挥，铜钱在兜里哗啦一声。
“我问过张金生了。”他跟我並排走著。
“他说那七枚铜钱是七个朝代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
少了一枚，不成套。他让我有空去旧货市场找找，凑齐一套。”
“凑齐了能干嘛？”
“不知道。他说攒著。”
老刘把铜钱从兜里掏出来，七枚钱在麻绳上晃来晃去，像一串没成熟的葡萄，“他说他奶奶说过，东西要成双，钱要成套。
不成套的东西，留不住气。”
城中村在城东，和老刘住的小区隔了三条街。村口是一棵大榕树，气根从枝干上垂下来，扎进土里，长成一片小树林。
树底下摆著几张石条凳，凳上坐著几个乘凉的老人，手里摇著蒲扇，目光从蒲扇边缘打量著我们。
往里走，巷子越来越窄，两边的楼越来越高，把天空挤成一道细长的灰蓝色。路灯还没亮，巷子深处的光线像浸了水的墨，一层一层往暗里沉。
地址上写的是城中村最深处的一栋自建楼，六层，贴著白瓷砖，在一排灰扑扑的老楼里显得格格不入。
楼下的铁门关著，门铃是一排六颗按钮，最底下那颗旁边贴著一小块白胶布，胶布上用原子笔写著“602”。
老刘按了门铃。门锁弹开的声音从楼上飘下来，像一颗石子从很高的地方掉进井里。
电梯是后来加装的，窄得只能容下两个人。轿厢的四壁贴著不锈钢板，映出我和老刘变形的影子。
楼层显示从1跳到6，门开了，602的防盗门虚掩著，门缝里透出一线白光。
推开门，客厅很大。地面铺著米白色的大理石瓷砖，亮得能照见人影。沙发是红木的，垫著绣花的靠枕。
电视墙是一整面大理石，电视没开，屏幕黑著，映出客厅中央站著的那个人。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穿著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领口挺括。
头髮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不多，但深，像刀刻的。他站在茶几旁边，没有坐，手里攥著一串手串，珠子被捻得发亮。
“秦先生的徒弟？”他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
“是。”
“请坐。”
我和老刘在红木沙发上坐下。他在对面坐下，把手串放在茶几上。
珠子是紫檀的，包浆厚得像一层琥珀，但有一颗不是——顏色发乌，没有光泽，像一粒从旧棺材上抠下来的木钉。
“我姓郑。”他把那颗发乌的珠子从手串上摘下来，放在茶几正中间。
“这串手串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十八颗珠子，他戴了三十年。上个月，这颗珠子忽然变了顏色。”
“怎么变的？”
“那天是父亲的忌日。我把手串从匣子里取出来，想戴一天。取出来的时候，这颗珠子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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