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宾来过这件事，在文昌巷只用了半个上午就传开了。
梁姨的嘴还没动，六婶已经先动了。
她端著一盆衣服，从巷口公共水龙头一路讲到缝纫社，又从缝纫社讲到菜市口。
说林国强家的仔不得了。
几句洋文一讲，两个外国人就坐在骑楼底下吃肠粉，还苦著脸喝凉茶。
到中午，版本已经变了。
说洋人吃完肠粉，当场掏出一张美金。
再到下午，又变了。
说林耀东收了外匯券，还被广交会的人拍照，说这是广州门面。
等陈玉珍下班回家，听到的已经是第四版。
——林耀东被外商请去流花路当翻译了。
她推开院门的时候，脸都是黑的。
林耀东正蹲在天井里刷碗。
今天碗刷得比平时认真。
先用草木灰搓，再用清水冲，最后放进热水盆里烫。
搪瓷碗边沿缺了两块瓷，怎么洗都不像新东西，但乾净和新不是一回事。
新是钱堆出来的。
乾净是手磨出来的。
陈玉珍把布包往八仙桌上一放。
“你收外匯券了？”
林耀东抬头。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人家拿出来，我没接。”
陈玉珍脸色鬆了一点。
但嘴还是硬。
“算你有脑。那东西是隨便收的吗？给人抓住，讲你投机倒把都算轻的。”
阿標正在旁边擦桌脚，听得眼睛一亮。
“玉珍姨，外匯券这么厉害啊？”
陈玉珍瞪他。
“厉害？厉害到能把你送去街道办喝茶。”
阿標立刻低头。
他不怕喝茶。
怕梁姨。
林耀东把碗放进水盆里，哗啦一声。
“我知。”
“你知？”陈玉珍冷笑，“你知还敢跟洋人讲洋文？你读几年书？你那洋文哪里学的？”
“听收音机学的。”
陈玉珍盯著他。
“你屋里那台收音机，天线断了三年。”
阿標手里的抹布停住。
珍姐刚好从门口经过，也停了一下。
林耀东咳了一声。
“以前学的。”
陈玉珍哼了一声。
她当然不信。
但这几天不信的事太多了。
儿子忽然不要五金厂。
忽然要摆摊。
忽然会算帐。
忽然能请来珍姐。
现在又忽然能跟洋人讲两句。
不信也得先放著。
日子是讲结果的。
昨天缝纫社里，有三个同事问她：“你仔那个肠粉档，明日还有没有？”
那话听著，比夸她新衣服还顺耳。
陈玉珍走到水盆边，看了一眼碗。
“草木灰再洗一遍。”
“已经洗过了。”
“再洗。”
林耀东没爭。
陈玉珍又看桌布。
旧床单剪的，白是白，边沿却有毛线头，角上还有一小块洗不掉的油点。
她眉头一下皱起来。
“明天不能用这块。”
“家里还有旧布？”
“没有。”
“那用什么？”
陈玉珍瞪他。
“我想办法。”
这四个字一出来，林耀东就知道，成了。
母亲嘴上还骂街边仔。
手已经伸进来了。
做生意最难的不是让家里人夸你。
是让他们从“別丟我的脸”，变成“別给我丟脸”。
差一个字。
天差地別。
…………
第二天一早，天井桌上多了一块白布。
不是旧床单。
是缝纫社边角料拼出来的。
四块布接成一整片，针脚细密，边沿还锁了线。布角压著一只搪瓷杯，怕夜风吹走。
陈玉珍没说。
人也没起。
但布在桌上。
林耀东拿起来看了两眼，笑了一下。
阿標挑水进门，一眼看见。
“新桌布啊？”
“嗯。”
“买的？”
“我阿妈做的。”
阿標嘖了一声。
“玉珍姨嘴硬心软。”
屋里传来陈玉珍的声音。
“何志標，你再讲一句？”
阿標脖子一缩。
“我说针脚靚！”
屋里没声了。
算他逃过一劫。
珍姐来的时候，也摸了摸那块布。
“你阿妈手工不错。”
“缝纫社二十年。”
珍姐点点头。
“怪不得。”
她把米浆桶放下，又从筐里拿出一小把葱花。
青得扎眼。
阿標伸头看。
“今天加葱？”
“街坊吃。”珍姐说，“外宾来不来另讲，粉要好看。”
林耀东看了她一眼。
珍姐装作没看见。
一个被饭堂裁掉的人，嘴上说头三日赏你面。
真到做起来，比谁都要脸面。
…………
五点，文昌路口。
新桌布一铺，档口立刻不一样了。
还是那只煤炉。
还是那两个蒸屉。
还是那几张小凳。
但白布乾净，碗筷整齐，熟水壶放在前，生水桶放在后，葱花摆在小竹篮里，整条骑楼底下都像亮了一点。
刘大头凑过来看。
“哟，今日又升档？”
“怕丟广州人的脸。”
刘大头笑了一声。
“你小子现在会讲大话了。”
话是这样讲，他回头就把自己凉茶铺门口扫了一遍，又把粉笔牌子擦了重写。
外宾不外宾先不讲。
旁边档口乾净，你这里脏，街坊眼睛不瞎。
六点不到，人开始排。
今天来的人比昨天更多。
但不全是来吃。
有几个半大小子围在旁边，盯著木牌上的洋字看。
“这个读咩？”
阿標胸口一挺。
“canton breakfast。”
“咩意思？”
“广州早餐。”
“你识英文？”
“我东哥识。”
阿標说得很自然。
好像林耀东识，就等於他也沾了半边光。
林耀东没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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