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星期二,晴。

清晨八点,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已经排起了长队。

队伍里大多是中老年人,他们手里攥著身份证、银行卡,还有那张淡蓝色的《华丰案投资人身份確认通知书》。

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没有人喧譁,只有低声的交谈和偶尔的嘆息。

杜武站在二楼的监控室里,透过单向玻璃看著楼下大厅。

他今天特意穿了法官袍,但没有戴法徽,他现在已经是政法委副书记了,但今天的场合,他觉得还是这身衣服更合適。

大厅的电子显示屏上滚动著红字:“华丰集团非法集资案第二批赔付资金髮放,请投资人按顺序办理。”

“杜书记,”旁边的银行工作人员低声匯报,“1.2亿资金已经全部到位,系统已经调试好,隨时可以开始。”

杜武点点头,拿起对讲机:“各岗位注意,八点半准时开始。核对身份要仔细,態度要好,特別是老年人,要耐心解释。”

“明白。”

“收到。”

对讲机里传来各个岗位的回应。

杜武放下对讲机,继续看著楼下。

他在人群中看到了刘为民。

老人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衬衫,站在队伍中间,手里拿著一个帆布包。

他没有和周围的人交谈,只是安静地站著,目光直视前方。

杜武想起三天前,刘为民专门来政法委找他。

那天下午,刘为民拿著那个记录著427个投资人详细情况的笔记本,一页一页地跟杜武核对。

哪个家庭有病人,哪个孩子要开学,哪个房租到期……老人记得清清楚楚。

核对完,刘为民说:“杜书记,我回去跟大伙儿都说了。大家虽然著急,但都理解。第二批能拿到钱,我们已经很感谢了。”

杜武当时问:“刘老师,您自己的情况呢?八十万只拿回十二万,您不觉得少吗?”

刘为民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是少。但郑书记说得对,我至少还有退休金,还能活下去。那些等钱救命的人,等不起。”

想起这些话,杜武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

这时,对讲机里传来声音:“杜书记,时间到了。”

杜武看了一眼手錶:八点三十分。

“开始。”他下令。

楼下的工作人员开始办理业务。核对身份证、刷卡、签字確认……流程很顺畅,每个窗口都有两名工作人员,一个负责操作,一个负责解释。

杜武看到,第一个办理的是个坐轮椅的老太太。

工作人员蹲下身,耐心地跟她解释流程,然后帮她刷卡、签字。

老太太拿到转帐回执时,手一直在抖,嘴里反覆念叨:“谢谢政府,谢谢政府……”

第二个是个中年妇女,带著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她拿到钱后,抱著孩子就哭了:“宝宝,妈妈有钱给你交学费了……”

第三个是个年轻男人,手臂上有纹身,看起来不像好人。

但当他拿到钱时,也红了眼眶:“我爸的医药费终於有著落了……”

杜武看著这一幕幕,眼睛有些发涩。

他干了一辈子司法工作,见过太多冰冷的判决、残酷的刑罚。

但像今天这样,亲眼看到司法如何挽回损失、如何抚平创伤,还是第一次。

这才是法律应有的温度。

这时,手机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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