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
推开那扇玻璃门的瞬间，一楼的嘈杂被人直接关了音量。
花神的二楼是另一个世界。
卡座，桃花心木护壁，镜子反射著窗外五月的光。
二楼没有吧檯，没有站著喝浓缩的人，没有游客对著菜单交头接耳。
这里的人不说话，至少不大声说话。他们是来看书的，来写东西的，来一个人坐著的。
李寻往里走。
靠门第一张桌子坐著一个戴圆框眼镜的女人，大概五十岁，手里拿著一本伽利玛出版社的校样。她抬头看了李寻一眼，点了下头。
李寻微微欠身回礼。
莱奥妮，巴黎某家独立出版社的编辑。
李寻不知道具体是哪家，没问过。
她也不知道李寻是做什么的。
两个人在花神二楼已经做了一年的陌生熟人，互相叫不出名字，只凭点头和眼神维持一种默契。
她喜欢靠门的位置，因为光线不那么亮，適合长时间看稿。
第二张桌子空著。
桌上放著一只菸灰缸，但里面没有菸灰。2008年室內禁菸令之后，二楼的菸灰缸就成了摆设。有些人还是会习惯性地把打火机搁在桌上。
第三张桌子和第四张桌子都有人。
第三桌是个穿灰西装的老先生，面前摊著一本皮面笔记本，手里握著一支万宝龙钢笔，墨水是蓝色的。
他从李寻进门就没抬头。
第四桌……
一个年轻男人在敲电脑。
他大概二十五六岁，头髮有些乱，衬衫领子一边翘著，键盘被他敲得噼里啪啦响，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法文。
他似乎感觉到有人在看，抬起头。李寻的目光已经移开了。
第五张桌子。
沿街靠窗。
李寻走过去，把隨身带的皮面速写本放在桌上，然后坐下。
窗外是圣日耳曼大道，街对面是les deux magots，双叟咖啡馆，花神的百年宿敌。
此刻双叟的露台上也坐了不少人，有个戴墨镜的女人正对著手机说话，手势很大。
双叟咖啡馆现在正处於125周年庆典后的余韵中，它既是歷史的活化石，也是一家活在当下的、生机勃勃的巴黎地標。
它位於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的核心，具体是圣日耳曼大道170號，与街对面的花神咖啡馆（172號）仅数步之遥。
这个位置也决定了它与巴黎知识界的命运紧密相连。
名字“双叟”源自店內两根巨大柱子上掛著的两尊清朝木雕像。
这两尊穿著官服的东方人偶，从最初的一家丝绸內衣店开始，就默默注视著来往的文人墨客，早已超越了装饰，成为咖啡馆的图腾和文学见证者。
和花神一样，这家咖啡馆自1933年起设立的双叟文学奖，旨在发掘文学新锐，奖金虽不丰厚，但获奖者將获得在双叟享用一年的免费咖啡、专座和刻上名字的专属酒杯，这份荣誉远非物质价值可比。
李寻记得2009年的获奖者是伯努瓦·迪特尔特的小说《旅途的孩童》。
评审会由文学界名流组成，在咖啡馆內进行激烈討论，延续著將自身作为文学现场的使命。
至於两家咖啡馆是宿敌的原因有很多。
双叟是前辈，被誉为“文学咖啡馆的鼻祖”。
它的黄金阵容属於更早的“迷惘的一代”和超现实主义者。
王尔德、纪德、海明威在这里构思他们的故事，而超现实主义教皇安德烈·布勒东更是將这里当作大本营。
毕卡索和朵拉·玛尔在这里相遇，加繆也曾是这里的常客。
花神的阵营则是革命者与新浪潮。
二战后，以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圈子“叛逃”到了花神。
原因有几分务实，花神楼上冬天有暖炉。
於是，花神取代双叟，成为新一代思想和艺术革命的策源地。
萨特在这里写下了《存在与虚无》，波伏娃在这里酝酿《第二性》，花神的氛围更像一个激进的编辑部。
甚至老佛爷卡尔·拉格斐也喜欢来这里。
……
而在李寻2005年年底加入花神后，这里的氛围比对面更浓郁了，他喜欢看足球，一楼很多顾客都喜欢听李寻的预测和见解，在2006年他公开支持义大利夺冠，结果差点被赛前疯狂支持法国的球迷给揍了，而决赛过后，花神咖啡馆的“周三帮”应运而生……这急得对面双叟老板亲自来挖他。
……
速写本摊开。
第一页是空白的。
李寻从上衣內袋里抽出一支自动铅笔。
辉柏嘉，0.5mm铅芯，笔身是深绿色金属，他用拇指按了两下笔尾，铅芯伸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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