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叹了口气，颇为无奈的道：“这事说起来可就是老太太的裹脚布了。我是分别从蔡昭平、德吉涅和英国大班那里听来的，真相说起来简直可笑至极。”“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说来听听。”
“事情还要从二十七，不，二十八年前说起，当时有个名叫james flint的家伙，中文名叫洪任辉.”
原来在乾隆二十年三月，精通官话的英商洪任辉在广州将带来的货物全部出售后，又率船北上，于四月到达宁波，被当地的地方官安排在一家洋行里休息。六月，另外一艘英国商船也到了宁波。这两艘商船共带了22万西班牙银元，打算在宁波购买生丝茶叶。
乾隆很快就接到了浙海关监督的奏报，不过他当时仅询问了一下船上的八名华人水手为什么不留发辫？浙海关方面的解释是这八个人都是英国人从巴达维亚雇的，之后乾隆便让浙海关按照以往的制度自行处理。
两年后，洪任辉第二次率船到宁波贸易。他以为这次会跟上次一样顺利，谁料却引起了乾隆的警惕。在后者看来，英商到访宁波这种事，偶尔为之也就罢了，可一旦让他们养成习惯，恐将出现第二个澳门。
事实上乾隆所担心的，并不是一个做海贸生意的“澳门”，而是被天主教传教士当基地，由此向内陆渗透的“澳门”。要知道在乾隆十一年发生的那场“福安教案”里，被抓获的五名传教士就是从澳门出发，乔装打扮进入内陆传教的。
原本在康熙时代，清廷还曾经鼓励洋商船前往宁波贸易。曾任浙海关监督的李雯甚至奏请康熙，在镇海县开设了一所洋商馆，想将镇海变成另一个澳门。但因为当时粤海关的附加税比其他三个海关低，所以浙海关的举措纯属一厢情愿，抛媚眼给瞎子看。
出于对天主教渗透的担心，乾隆迅速传谕，颁布了针对欧洲商船的三条措施：
其一，提高浙海关关税，使洋商无利可图；其二，对来宁波贸易的洪任辉等外国商船，强制性遣返，不准进入浙江各海口；其三，不许在宁波开设洋行及天主教堂。
到了同年十一月，清廷再次颁布上谕，明确西洋商船今后只许在广州进行收泊交易。这就意味着闽、浙、江三大海关彻底关闭了和欧洲的贸易窗口，但同东亚和南洋各国的海贸依然保留。
然而对急于扩大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开拓在华市场，选择可以赚大钱的地方作贸易港口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尤其是生丝和茶叶的产地集中在闽浙，而且江南地区才是西洋商品最主要的消化所在，因此拓展江浙市场，增加在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额尤为重要。
再有就是粤海关对来华洋商征收的附加税越来越高，引起了欧洲各国商人的强烈反对，英商虽经多次抗议，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于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辉率船第三次闯入宁波港，他很快就被巡洋的清军兵船拦截，并勒令其返回广东。然而洪任辉早有准备，他以在广州受粤海关勒索且被行商拖欠货款为理由，要求进入宁波港向地方官投递呈词。
浙江方面当然不会同意进港，不过还是收下了诉状。然而洪任辉离开宁波后并没有返回广州，而是兜了个圈子掉头北上，跑到了天津大沽口，理由还是告状。
不出意料，此举引发清廷震动！
乾隆对此的态度是，英方呈词中所指控的事件可以审理，开放宁波港想都别想！
之后洪任辉在被审问时，谎称自己是英国的四品官，因一个叫黎光华的行商欠了他五万两不还，结果无论是粤海关、两广总督衙门还是浙海关都不受理，无奈之下被逼北上，告状伸冤。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在乾隆派出钦差南下，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的一个月后，闽浙总督发来急报，宁波双岐港外又发现一条英国商船，带队者竟然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john bradby blake。该船上装载着大量西班牙银元和货物，明显是想进宁波港贸易。
清军水师以宁波奉禁不准贸易为由，要求英船立刻返回广州。blake先是谎称不知道清廷禁令，接着又以船帆损坏、食物不足需要补给为由，请求宽限时日。浙江方面只得同意，并派船运送补给，谁知英国人一呆就是一个月。
眼瞅着英船赖在宁波不走，浙江海防官员只得传唤blake，后者理屈词穷之下，被迫道出实情。
敢情包括洪任辉北上告状的整件事，都是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使；先来宁波，如果不行，再去天津，其目的就是迫使中国方面开放宁波港贸易。而blake他们来宁波，也是为了接应洪任辉。
此外在审讯洪任辉的过程中，满清方面得知那份用中文写的诉状，执笔者竟然是一个名叫刘亚匾的四川商人。其次，一名居住在巴达维亚的福建人林怀也曾为英国人代写诉状，而且据说这个林怀已经在巴达维亚居住了三代，早就把辫子给剪了。
得知内情的乾隆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英方耍弄阴谋诡计的行为无疑是在触犯天朝的尊严。而刘亚匾和林怀的出现，让整件事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贸易纠纷，直接升级到了“内地民人勾结外洋”、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步。
据此，清廷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审讯，并在十月对此案作出了裁决，还是明发上谕宣布中外的那种：
一、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判枷号六十日，鞭一百。因其为汉军旗人，交由本部旗主发落。家产抄没，主要涉案家人处杖刑并发配黑龙江为奴。
此案中涉及的五名七品以上官吏交部议处，粤海关所有涉案的书吏、巡役人等全部革职，所收赃款充公；其余水手、炮台兵丁等一百余人杖责，退还赃款。
二、拖欠英商五万两白银的行商黎光华已因病去世，其子以此为借口，不肯偿还。责令福建督抚并地方关，查明黎家财产，按所欠各家洋商钱数分别归还。
三、英商洪任辉勾结内地奸民，屡次犯禁，情罪难以宽贷，理应判处流放。不过因为他是夷人，判处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四、代为执笔的刘亚匾即行正法示众。
至于那位远在巴达维亚的林怀，乾隆的指示是让地方官查访其是否有在福建的家属。如果有，那就秘密锁拿，然后设法将其招回国治罪。
此案过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经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乾隆核准，清廷在当年十二月出台了《防范外夷规条》。
这份规定主要包括了五条内容，即禁止洋商在广州过冬；洋商在广州必须要住在行商提供的寓所，出了问题唯行商是问；禁止行商向洋商接待，不得私自雇佣仆役；禁止洋商雇人传递信息，一切必须经由行商；洋船在黄埔港的停泊处要安排官兵把守，以便随时弹压稽查。
至此，一口通商就成了满清的国策。不过这一政策只针对欧洲商船，东亚和南亚各国均不在此列。比如从暹罗和安南的商船依旧走廉州口岸，日本、琉球和吕宋的商船还是走宁波或者厦门口岸。
其实赵新他们顶着大阿依努王国的旗号和满清做生意，完全不必走广州，毕竟是东亚国家么，上海、宁波、厦门都行。只不过这货跟和珅谈判时总想着西方列强的路数，这才选择在广州开商馆。
“乾隆做的没错。”听完刘铮的讲述，赵新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话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完全有权决定开放或者关闭哪些港口，参与贸易的外国商人也必须尊重和遵守。
后世很多人以为乾隆实行“一口通商”，是源自封建帝王的愚昧与狂妄自大。可在赵新看来，乾隆的做法还是出于对天主教的警惕。
别以为乾隆十二年的“福安教案”只是个例，事实上自康熙末年的“中西礼仪之争”后，天主教多明我会就以澳门为基地，开始向福安地区渗透。雍正元年，福安地区就查出有男女天主堂十五处，男女信徒数百人，甚至还收留幼女当修女。
自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殖民者的一贯套路就是火枪和大炮开道，传教士拿着《圣经》搞文化渗透。杀光了所有敢抵抗的，再来跟你讲“上帝的子民热爱和平”。
要照后世某些人说的全面开放海禁，让西方人随意选择港口贸易，天主教势必会对内陆地区大规模渗透。以古代中国的政府管控能力和执行力，想实现对文化渗透的全面监控根本不可能。
赵新沉吟半晌，又问道：“你刚才说粤海关的附加税高，欧洲商人抗议是怎么回事？”
刘铮叹了口气道：“别看我顶着个大阿依努王国的旗号，可总还是中国人，这事我听了都觉得丢人！”
原来康熙时代解除禁海令后，为了扩大粤海关的贸易，当时的关税附加费被定的很少，吸引了很多洋商来广东贸易。要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的第一个商馆就设在了厦门，后来迁往广州也正是因为被低税费所吸引。
可到了雍正时代，随着粤海关监督的权力日渐增长，脱离了两广总督控制的粤海关开始各种巧立名目，附加税远远高于正项税，简单归纳起来就是“6+6+10+1950”。
“什么意思？”
刘铮掰着手指解释道：“第一个‘6’是关税的税率，也就是官方规定的，最高就是6%，低的有1%~2%；第二个‘6’是6%的附加税，包括了酬谢费、办事酬金等等；第三个‘10’是指10%的附加税，是粤海关发明出来的‘缴送费’；最后一个‘1950’是1950两白银，被称为‘规礼银’，无论船只的大小、货物的重量，全按一个价收取。”
“粤海关这么玩，就不怕雍正发现？”
“怕什么？早期的粤海关监督还是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干脆就被内务府包衣垄断。上缴的税款多了，雍正高兴还来不及。对洋商来说，想进广州贸易就得掏钱，即便入港的时候手头钱不够，不是还有行商帮着代缴么，等货物发卖完了再扣。”
“那洋商不抗议？”
“抗议管毛用！粤海关那帮孙子根本不直接和洋商接触，所有的事都是由行商承办，可行商在官府面前更是孙子，洋商一旦闹事，板子就要落在他们身上。那个法国人德吉涅告诉我，当初英国人之所以策划洪任辉的事，意图开通宁波港，主要还是被附加税逼疯了。事实上不仅是英国人，其他各国都被折磨的够呛。”
在刘铮接下来的讲述里，赵新了解到，1732年--也就是雍正十年，由英、荷、法、比利时、瑞典的商人共同向粤海关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强烈要求免除6%关税以外的各项附加。然而粤海关方面仗着不许洋人进入内陆的禁令，只是收了呈词，就再无下文，让欧洲商人的抗税行为如同一拳打在上，白费劲。
到了17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鉴于免除全部附加不现实，因为单独提出免除10%“缴送费”，谁料粤海关监督还是不予理睬，即便英商以北上厦门相威胁也没用。
1736年，乾隆继位，英商的多年努力似乎迎来了转机，他们多次抗议的消息终于传到京城。乾隆在了解情况后也承认10%的缴送费与历来樑头银加船钞的旧例不符，多收了几乎一倍，于是传谕粤海关按照旧例裁减附加费。
消息传到广州，英国商人欢欣鼓舞。然而英商大班很快意识到，减免远非一纸谕令那么简单。粤海关监督胆大包天，阳奉阴违，执意收取当年的“缴送银”，并说乾隆的裁减命令是从下一年才开始执行。
英商无奈，只能捏着鼻子接受，他们觉得好歹已经看见曙光，再忍一年就ok了。然而粤海关监督接下来的举措把他们给气了个半死。
想要办理10%的裁减，就必须要缴纳六千两白银的礼金，美其名曰“办事费”。好么！等于一次性交了两年的附加费。
这下别说洋商了，就连十三行的行商也觉得粤海关的吃相太难看。
一年后，10%的附加费总算被免除了。英商再接再厉，开始为另一个6%的附加税和1950两的“规礼银”继续努力。不过这回粤海关监督说什么都不答应了，即便乾隆传谕免除1950两也没用。
1744年，再也扛不住的英商开始付诸行动，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厦门迁至广州进行贸易的四十年后，再度造访厦门。得知消息的粤海关监督出于税银流向厦门的担心，再加上英商的贿赂利诱，勉强同意免除一条名为“真正的英国人”号1950两的规礼银，但条件是该英商必须严守秘密，以防其它欧洲商船提出同样的诉求。
粤海关这么玩，把各国洋商——尤其是英商折磨的欲仙欲死。迫于无奈，英国东印度公司只好策划了洪任辉告状，企图将贸易港转向宁波。谁料偷鸡不成蚀把米，别说宁波去不成，就连厦门也不能去了。
“小刘，你说粤海关监督为什么不同意减关税？”
“贪呗！整个广州城，谁不知道粤海关从上到下个个富得流油，连个门房都有十几万两身家！都说和珅是乾隆朝第一贪，我看粤海关那帮人也差不了哪去。照我看，英国人之所以会走私鸦片，附加税高的让他们挣不到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赵新听了嘴角不禁一撇，显然对刘铮的说法不置可否。
在他看来，英国人走私鸦片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有满清官府的压榨，但却并不能成为毒害中华的理由。明末那会荷兰人还从台湾向福建输入鸦片呢，难道是因为南明的关税高吗？
说白了欧洲人还是强盗本性，他们在南美耍横，在非洲耍横，在南洋耍横，偏偏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不敢耍横。在坚船利炮还没完全实现之前，只能老老实实做生意，结果就被满清狠敲了一百多年。
至于粤海关，从上到下都是满清皇帝的包衣奴才。而洋商税负的增长，和皇帝的内帑密切相关。就乾隆那个钱如流水的劲头，收多少关税也不够他挥霍的，粤海关监督怎么敢裁减附加税！
清代海关的关税分为正额、盈余和额外盈余三类。其中正额和盈余归户部支配，进入国库；而额外盈余则是归内务府支配，解送到京由圆明园查收。
之前说过，康熙时代海禁结束后为了吸引海商来广州贸易，粤海关曾经两次裁减附加税。于是到了康熙三十八年，粤海关的关税从九万多两下降到了四万余两。可随着海贸的兴盛和附加税的提高，到了乾隆初年，关税猛增至85万余两。
从乾隆十九年开始，乾隆出台了“每年的盈余银数额不能少于上年”的规定。也就说如果盈余银征收不足，粤海关监督不仅要被“扣俸”，而且还要限期完缴，如到期不能完成，那就要革职用个人家产还；本人还不上，那就让子孙还，直至倾家荡产。
由此，赵新也想到了一个玄学上的问题，那就是栽什么树结什么果。
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一口通商实行后，粤海关的关税几乎逐年递增，至乾隆五十二年首次突破百万两大关，并一直保持到乾隆六十年。嘉庆初年虽略有盈缩，但递增态势不改。道光十七年，税收增加至178.94万两，期间最高为道光六年至道光七年，关税年收入为185万两。
乾隆今天不拿英商当人看，收税费收的不亦乐乎，可他万万也想不到报应会落在孙子头上。英国人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让清廷赔了2100万银元，占了香港岛，迫使五口通商，算是把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百多年的损失一次性连本带利都拿回去了。
真特么自作自受啊！
一、以1757年一只英国商船为例，总货物税为2565两，如果扣减1950两规礼，实际税负不过615两。二、说起来后世总有人说明代海贸如何如何兴旺，可事实却是明代从洪武四年就实施海禁，一直到隆庆开海才允许私人贩运货物出海。当时只有福建海澄的月港被作为唯一的开放的口岸，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到这里办理繁琐的手续，拿到“船由”和“商引”才能出海。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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