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虏伯是一家私人独资公司，唯一所有者是阿尔弗里德·克虏伯，1948年，他在纽伦堡后续审判中的“克虏伯案”中，因其在二战期间使用奴隶劳工和掠夺被占领国工业等罪行，被判处12年监禁。
作为判决的一部分，他的全部个人财产，包括整个克虏伯帝国，都被下令没收。因此，在法律意义上，他已经不是公司的所有者。
战后盟军的首要目标是彻底摧毁德国的战争潜力，克虏伯作为“第三帝国的军火库”，是盟军“去卡特尔化”和拆分的核心目标。
克虏伯的总部埃森位于英国占领区，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英国军事政府手中。他们的计划不是经营公司，而是将其分拆成多个小公司，并拍卖其设备作为战争赔款。
克虏伯在埃森和整个鲁尔区拥有天文数字的土地和房产，盟军正在清算这些资产以支付赔款和管理费，如果搭上英国军事政府内部的关系，可以以账面价值不到十分之一收购土地和房产。
同时，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西德作为对抗苏联的堡垒”，美国驻德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于年初签署命令，赦免了包括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在内的多名德国战犯。
更重要的是，麦克洛伊推翻了没收其财产的判决，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出狱后，重新获得了对公司的所有权。
克虏伯虽然重获自由和资产，但这只是名义上，盟军需要他签署一项严苛的协议，具体的协议内容尚未制定，不过大致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克虏伯必须出售其所有与煤炭、钢铁生产相关的核心资产，并且永远不准再生产武器”。
综上，克虏伯正处于历史上最混乱、最屈辱、也是最具戏剧性转折的时刻，它不是一个商业实体，而是一个被战争罪行、盟军占领和冷战政治三重枷锁捆绑的工业废墟。
正因为克虏伯的情况错综复杂，马克思才想着火中取栗，先低价收购一些优质资产，然后筹谋成为其股东。
香港。
谢丽尔的办公室。
赵廉将一份文件打开放在大班桌上，“董事长，马克思西德分公司发来商函，想向商行借款1200万马克。”
谢丽尔看了一遍文件，一边拿起桌面的一个红色文件夹，一边说：“借款的数额太大，必须召开董事会讨论。”
在红色文件夹里她没有看见新传真，对此事亚当没有指示，这意味着亚当的态度是在商言商，借与不借取决于马克思愿意付出的代价。
“马克思总公司的代表后天抵达香港，协商借款一事。”
“代表是谁？”
“欧洲事业部总监罗伯特·范德比尔特。”
谢丽尔略作思考，说：“你出面和对方洽谈，让九九歌、维克托分别派代表出席洽谈会。”
“好的。”赵廉颔了颔首，“我们开出什么条件？”
谢丽尔拿起钢笔轻轻摩挲，想了一会说道：“按照年息不低于20%进行洽谈。”
“明白。”
“最近半个月商行在东德的业务有什么进展？”
“十天前打通了柏林卫戍部队苏军第2近卫独立摩托化步兵旅的渠道，其下辖的宪兵部队会提供军卡为商行解决深入东德的运输问题，条件是除了正常的利润分配，商行需高价买下苏军配发的避孕套，并定期提供女人。”
谢丽尔闻言蹙眉，“什么女人？妓女？”
“对方的要求很高，普通妓女没法打发。”
谢丽尔揉了揉太阳穴，“柏林那边能解决吗？”
“可以，只是成本高一点。”
“避孕套呢？”
赵廉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苏军的后勤相当糟糕，避孕套的质量很差，大概很难正常出售。”
“不用运出东德，就地解决。”
“当添头？”
谢丽尔的手指敲击着桌面，“穿丝袜的妓女是不是收费贵一点？”
“不清楚。”
“调查一下。”
“好的，避孕套卖给军营附近的妓女？”
“买丝袜送避孕套。”谢丽尔爆了一句粗口，“该死的伊万真是贪得无厌。”
赵廉耸了耸肩，“苏联人是贪婪，但胆子也大，一包好彩能换好几包白运河、卡兹别克，仅香烟一项，50万驻军一个月能给商行创造上亿马克的流水。”
“通知柏林那边当心一点，我不想看到商行的人在东德坐牢。”
“大家做事一直很小心。”
“ok.”谢丽尔看了一眼手表，“今晚有个酒会必须参加，我要回去换衣服了。”
台北。
离开了台北车站，冼耀文来到李丽珍的住所，在前院等了一小会，就瞧见推着自行车进来的李丽珍，小脸红扑扑的，额头、两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见李丽珍停好自行车，冼耀文冲她笑道：“回来了？”(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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