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上午九点,省城南城公安分局会议室。

周海涛到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

除了分局的领导和办案民警,还有十几个普通群眾——都是失踪人员的家属。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方案好不好,要听办案的人怎么说,更要听家属怎么说。

分局局长有些紧张:“周书记,要不让家属们先回去?您有什么指示,我们传达就行。”

“不用。”周海涛在长桌一头坐下,“我就是来听真话的。各位乡亲,今天咱们不开大会,就聊天。

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別把我当领导,就当是个能帮你们传话的人。”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一个头髮花白的老太太先开口,声音发颤:“领导,我孙女丟了三年了。三年啊,我去派出所问,每次都说在查在查。可三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就想问,人还活著吗?”

她旁边的中年男人红著眼睛:“我儿子是前年丟的,十七岁,说跟同学出去玩,再没回来。

我们印了几万份寻人启事,全省都贴遍了,没用。

警察说可能是自己离家出走,可孩子书包、身份证、钱都没带,怎么出走?”

一个接一个,会议室里的声音越来越多。

有丟孩子的,有丟老人的,有丟智力障碍亲属的。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脸上的表情都一样:焦虑、期盼、绝望。

周海涛听著,在本子上记著,偶尔问几个细节。

两个小时,他没说几句话,就是听。

听完,他站起来:“各位乡亲,你们说的情况我都记下了。

我在这里表个態:从今天起,南城分局作为试点,所有失踪案件一律按命案规格办理。

成立专案组,限期破案。破不了案的,我要听专案组亲自解释为什么破不了。”

他看向分局局长:“能做到吗?”

“能!”局长站起来,“我们保证全力以赴。”

“不是全力以赴。”周海涛纠正,“是必须破案。你们缺人,从市局调;缺技术,从省厅要;缺经费,我协调。但案子必须破。”

会议结束后,周海涛没急著走,而是跟著专案组去了档案室。

整整三排铁柜,装满了未破失踪案的卷宗。

“周书记,这些都是……”分局刑警队长有些尷尬。

“我知道。”周海涛抽出一份,翻开。

泛黄的笔录纸,模糊的照片,简单的现场记录。

很多案卷薄得可怜,一看就是当初没当回事。

“从今天起,这些案子全部重启。”他说,“每个案子成立专班,责任到人。我要看周报,看进展。”

离开分局时,已经是中午。

周海涛没坐车,沿著街道慢慢走。

冬日的阳光有些苍白,照在脸上没什么温度。

他想起那些家属的眼睛。

那种眼神他见过,在很多年前的案发现场,在很多上访群眾的脸上。

是期盼,是信任,也是最后的希望。

手机响了,是政法委办公室打来的。

“周书记,有几个市政法委来电话,询问失踪案件『命案化』办理的具体標准。

还有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想跟您约时间匯报全省失踪案件的数据分析。”

“周一吧,周一上午我回办公室处理。”周海涛说,“通知各市政法委,下周三开视频会,专题部署这项工作。”

“好的。还有,李书记办公室刚才来电话,问您今天的调研情况。”

“我知道了,我会直接向李书记匯报。”

掛了电话,周海涛继续往前走。

路过一个小区门口时,看见几个老人在晒太阳,聊著家长里短。

“听说没,公安局要专门查丟人的案子了。”

“听说了,说是省里来的大领导定的。”

“管用吗?別又是雷声大雨点小。”

“谁知道呢,试试唄。总比没人管强。”

周海涛放慢脚步,听著。老百姓的话很直白,也很实在。

他们不在乎什么常务副书记,不在乎什么人事安排,只在乎这事能不能真办,办了有没有用。

这才是最真实的民意。

周一下午,省委政法委会议室。

全省失踪人口案件治理工作视频会召开。

十五个市州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分管副局长,还有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法院的相关负责人都在线。

周海涛主持。

他没讲大道理,直接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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