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惟民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著一份关於近年来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產出情况的內部报告。

报告不厚,只有三十几页,封面是素净的淡蓝色,印著一行简单的標题和一份內部编號,没有多余的设计和装饰。这种报告他看过太多了。

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几份类似的材料送到他的案头,有的厚如砖头,有的薄如册子,有的装帧精美、图表彩印,有的只是列印纸订在一起、边角还留著订书钉的生锈痕跡。

但他在这一份上面花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阅读的时长。

他反覆地翻来覆去,前面翻到后面,后面又翻回前面,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又像是什么都没在找,只是让眼睛停在那几行数字上,等著它们自己说出一些话、吐露一些意思、泄漏一些秘密。

有时候数字比文字更诚实。

文字可以被修辞包装,可以被语气修饰,可以用“总体向好”、“稳中有进”这样的词汇把尖锐的稜角磨圆。

但数字不会。数字就那么赤裸裸地躺在那儿,不躲不闪,不卑不亢,等著有人真正去看它、读懂它、承受它背后的重量。

报告里的数字他是熟悉的。

作为一个在宏观经济领域深耕了半辈子的人,他对数字的敏感几乎成了一种本能。

大多数数据已经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呈现在他面前过——年度工作会议上,掛在墙上的投影屏幕里;

专题匯报会上,下属们用雷射笔指著的那一页页ppt里;

深夜批阅的文件中,一行行排列整齐的表格里。

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这几年一直在缓慢上升,从几个百分点爬到了接近七个点。

这个数字他记得很清楚,去年是六点八,前年是六点三,再往前推五年还不到五个点。

虽然和那些长期在十几甚至二十个点以上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有些北欧国家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德国和日本也长期稳定在百分之十几——但跟自己比,进步是看得见的,进步的斜率也还算稳当。

每一年都在涨,虽然涨得不多,有时候一年只涨零点几个百分点,在全国研发总投入这个庞大的基数下面,零点几个百分点就是几百个亿。

几百个亿不是小数目,放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笔可观的投入。

真正让他停下来的不是总量,是分布。

他用手指沿著报告上那些柱状图和饼状图的边缘慢慢划过,指腹能感觉到纸张微微的凹凸——那是印刷时油墨留下的痕跡,好的印刷能把数字印得微微凸起,用手摸上去像在摸一道浅浅的伤疤。

他发现那些真正从事基础研究的年轻人所获得的经费支持,跟他们的贡献、他们付出的时间、他们在黑暗中独自穿行时承受的压力和孤独,远远不成比例。

这个发现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从好几张表格、好几组数据的交叉比对中一点一点浮出水面的,像是一块礁石,水退一寸它就露一寸,水退一尺它就露一尺,最后完全裸露在空气里,尖锐而突兀,让人想忽视都忽视不了。

百分之四十的基础研究经费,流向了不到百分之十的顶尖机构和团队。

那些机构的名字他都熟悉——有的在首都,有的在沿海发达城市,有的是百年名校,有的是建国初期就重点建设的科研重镇。

它们有大楼,有大师,有大设备,有从国外引进的最新仪器,有充足的博士后名额和国际合作渠道。

这没有错,他对自己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科研资源配置都不可能绝对平均,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最有能力出成果的地方,是效率的要求,是成果导向的必然选择。

那些顶尖机构和团队也確实產出了大量的成果——论文发表在最好的期刊上,专利获得了国际奖项,培养的人才被全世界爭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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