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有可见的、可量化的、可展示的回报。

但剩下的百分之六十呢?

那份报告的附表中有一张分布图,用不同深浅的顏色標註了全国各省市获得基础研究经费的密度。

他看到的是一个极不均衡的色块分布——东部沿海的几个省市顏色深得像凝固的血,而中西部的大片区域顏色浅得像被水洗过一样,有些地方甚至几乎是空白的。

那百分之六十的经费,被分散在上千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里,分布在几百座城市里,分布在那些不那么耀眼、不那么知名、不那么容易被看见的角落里。

每一个单位分到的钱都不多——有的可能一年只有几十万,有的可能只有十几万,有的可能连十万都不到,还不够买一台像样的进口设备。

那些钱被用来买最基础的耗材,维修老掉牙的设备,支付几个研究生的补贴,报销几趟去外地查资料的差旅费。

用最薄的纸,写最窄的报告,在最暗的灯下,支撑著那些最孤独的思考。

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椅子是那种老式的皮质办公椅,靠背很高,坐垫已经有些塌了,但贴合著他身体的曲线,像是穿了很多年的旧皮鞋,不合脚的稜角早就被磨平了。

他想起很多年前自己还在地方工作的时候,去过一所省属高校的实验室。

那间实验室在教学楼的地下室,窗户开在靠近天花板的位置,从地面上透过来的光线是浑的、灰的、夹著尘土和落叶的。

实验室里的设备大多是十几年前购置的,有的外壳已经泛黄,有的按键上的字跡已经磨得看不清了。

但就是在那样一间实验室里,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副教授,带著几个学生,做了一个被国际同行引用了几百次的工作。

那个副教授后来怎么样了?

他不知道。

也许评上了教授,也许换了单位,也许还在那间地下室里坐著,继续做那些不被注意、不被重视、不被优先考虑的研究。

那些年轻人——他见过其中的一些,在各种调研和座谈的场合。

他们的眼睛里有光,但也藏著疲惫;

他们的语气里带著热情,但也夹著焦虑。

他们大多三十出头,刚从博士毕业没几年,有的还在做博士后,有的刚刚拿到教职。

他们选择了基础研究这条最漫长、最不確定、最看不到尽头的路,不是因为这条路好走,恰恰是因为这条路不好走——他们是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是那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年华押在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解出来的问题上的疯子。

但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他们有父母要赡养,有孩子要上学,有房贷要还,有日常的开销要应付。

他们需要经费,不仅仅是做实验买耗材的经费,更是维持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的经费。

如果连这一点都保障不了,那对他们说“你要坐得住冷板凳”,不是鼓励,是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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