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沉重到他不想用轻易的答案来敷衍自己。

他不是一个会说漂亮话的人,不是那种在会议上拍著胸脯说“这个问题一定能解决”就觉得自己已经尽了责任的人。他在体制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太清楚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是任何一个人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

资源的分配逻辑不是某个人定的,是长期形成的;

评价的导向不是某个人设定的,是整个学术文化和行政管理体系共同塑造的;

区域的差距不是某个人拉开的,是歷史、地理、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这些东西,任何一个人,不管坐在多高的位置,都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改变。

但他也清楚另一件事——不能因为不能全部解决就什么都不解决。

这是他和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

有些人看到问题是系统性的、结构性的,就觉得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与其白费力气,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不这么想。他相信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无数个具体的决策组成的,每一个具体的决策都是一个人、在一个具体的时间、面对一个具体的情况做出来的。

系统的问题只能通过系统的方式来解决,但系统的改变,往往从一个人、一个决定、一个念头开始。

也许他填不平整条裂缝,但他可以在裂缝最宽的地方搭一座桥,让更多人能跨过去;

他可以在裂缝最深的地方拋一根绳,让掉下去的人能爬上来。

他想到汉东的冬天,想到石门沟村那个通了水的傍晚。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那个画面一直刻在他脑子里,清晰得像是昨天刚发生的。

那个村子在太行山的深处,几百口人祖祖辈辈都靠天吃水,乾旱的年头要走几十里山路去挑水。

他们在山上修了蓄水池、铺了管道,把水从山下的水源引到了村口。

通水那天傍晚,全村的人都围在水龙头旁边,一个老太太——脸上的皱纹比核桃壳还深,手背上全是干了一辈子农活留下的青筋——挤到最前面,让第一股水流进她手里那个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搪瓷碗里。

搪瓷碗的边沿磕掉了几块瓷,露出底下的黑铁,碗底印著的红鲤鱼已经褪色褪得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她把那碗水端到嘴边尝了一口,脸上的皱纹忽然舒展开了,就像一块被攥了太久的布终於被鬆开。

她说——“甜,比井水甜多了。”

那碗水,对他而言,是抽象的民生工程具象化的瞬间。

对那位老人而言,那是尊严的回归,是生活质量的刻度。

那时候水通了,裂缝就被补上了。

水是普通的自来水,从地下深处抽上来的,经过管道、经过阀门、经过水龙头,流进那个搪瓷碗里。

它不是什么高科技,不是什么重大发明,它就是水。

但对於那个老太太来说,那碗水就是一切——是生活的方便,是做人的尊严,是被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些干部们看在眼里、放在心上的证明。

她不需要知道修那个蓄水池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钢筋水泥、克服了多少技术难题,她只需要拧开水龙头,水就哗哗地流出来。

那一刻,那道裂在乾旱和贫困之间的裂缝,就被一碗水填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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