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里,林惟民没有閒著。

他让秘书把那三十几页报告里涉及青年科研人员的部分拆出来,重新整理成一份专题材料,补充了更多的一手数据——不同年龄段科研人员获得第一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等待时间、不同地区博士后出站后的就业去向和科研活跃度、过去十年基础研究领域“非共识”项目的资助情况与国际比较。

他自己也翻了几个通宵,把能找到的国际经验和歷史资料看了一遍。

美国是怎么在二战之后建立起国家科学基金会的?

日本是怎么在失去的二十年里依然保持了对基础研究的高强度投入?

德国马普学会是怎么做到让科学家不需要为经费发愁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他都一笔一划地记在了墨绿色的笔记本上。

他不是要照搬哪一国的经验——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照搬往往水土不服——但他需要知道別人走过的路是什么样的,哪些坑可以避开,哪些坡可以借力。

会议没有叫太多人,只叫了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和几个重点高校的负责人,加起来不到二十个。

会议室不大,是那种老式的木质长条桌,桌面被岁月磨得发亮,木纹清晰可见,像一张老人的手掌。

桌上的茶杯和笔记本各自占据著一小块空间,偶尔有人挪动一下杯子的位置,瓷器碰在木头上的声音清脆而短暂。有人在低声交谈,有人在翻看提前发下去的会议材料,有人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又放了回去。

林惟民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停止了交谈,把视线投向他。

这种注视带著某种没有说出口的期待——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会的主题不寻常,因为通知上只写了“基础研究工作座谈会”,没有提任何具体议程,这在官僚体系中本身就是一种信號。

林惟民没有坐主位。

他挑了一把靠窗的椅子坐下。

那把椅子不是会议桌的正位,甚至比其他人的椅子稍微矮了一点,但他不在意。

阳光从侧面照在他半边脸上,把那些深深的皱纹照得格外清楚——额头上是几道横著的纹路,像是被岁月用钝刀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眼角旁的鱼尾纹向太阳穴散射开去,像是地图上的河流水系;

法令纹从鼻翼两侧延伸到嘴角,深深的,像两道沟壑。

这些皱纹他从来不刻意掩饰,也不觉得有什么好掩饰的。

它们是他做过的每一个决定的刻痕,是他熬过的每一个夜晚的印记,是他为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操过的心的物证。

那半张被照亮的脸上,皱纹像是被阳光填满了一样,每一道里都盛著光和阴影,像是在向整间屋子的人坦诚某样他藏了很多年的东西。

那不是脆弱,不是衰老,而是一种坦荡荡的关心,一种不需要用官腔和套话来包装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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