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谈指標,不谈项目,不谈排名。”

他开口的时候声音不高,像是怕惊动什么。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送风口的轻微嗡嗡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鸣笛声。

所有人都把笔放了下来,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把身体微微前倾。

这三个“不谈”,任何一个在体制內待过的人都能听出分量——指標、项目、排名,这是当前科研管理的三大支柱,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標尺,是各级干部考核的硬槓槓。

他说不谈,不是否定这些东西的存在价值,而是要把今天的討论从这些东西的束缚中暂时解脱出来,去谈一个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

“谈人。”

他的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缓缓扫过。

“谈那些在实验室里坐著的人,谈那些在论文被拒之后还在改的人,谈那些在经费申请失败之后还在想的人,谈那些在夜深人静时对著屏幕上的数据发呆的人。

他们是基础研究的主力,是原创的源头,是未来的种子。”

他说到“种子”的时候,语气忽然变得更缓、更柔,像是在念一个需要特別小心对待的词。

“种子种下去,能不能发芽,能不能长成树,能不能开花结果,看的是土壤,看的是天气,看的是有没有人浇水、施肥、除草、鬆土。

我们就是那些浇水、施肥、除草、鬆土的人。

如果我们浇的水不够,施的肥不够,除的草不够,松的土不够,种子就长不出来,树就长不大,花就不开,果就不结。”

他停了一下,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

杯子是那种普通的白色瓷杯,杯盖上有一圈浅褐色的茶渍,那是长年泡茶留下的痕跡。

他喝水的时候会议室的安静变得更加深沉了——不是因为威慑,不是因为敬畏,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消化这番话里的重量。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管理科研、评价科研、规划科研,从处长做到司长、从院长做到校长、从研究员做到院士,用了各种手段和指標体系来推动科研事业的发展。

但很少有人会从这个角度来定义自己的角色:浇水的人,施肥的人,除草的人,鬆土的人。

这些词汇太朴素了,太不“专业”了,用在一个国家级的工作座谈会上甚至显得有些过於日常。

但正是这种朴素,让它们有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因为它把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人从“管理者”还原成了“服务者”,从“指挥者”还原成了“守护者”。

他说话的时候语速不快,语气不重,偶尔会停下来,像是给某些话留出沉降的时间。

有些话太重,不能在空气中飘著,需要落到每个人的心里才能继续往下讲。

在座的人都在听,有人在笔记本上记著什么,钢笔尖在纸面上快速移动,留下密密麻麻的字跡;

有人端著茶杯不动,茶水已经凉透了,杯壁上的热气早已消散,但那只杯子依然被握在手里,像是一个锚点;

有人把目光落在桌面上,盯著木纹的走向,似乎在那些纹路里寻找著什么。

这些反应都不是刻意的,不是做给別人看的,而是一种沉浸式的专注——他们真的在听,真的在想,真的在把林惟民的话和自己的日常工作、和自己每天面对的科研人员、和自己签署过的每一份经费审批表联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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