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惟民没有期待任何人在他说完之后立刻表態。

他不需要表態。

表態太容易了,在这个房间里坐著的每一个人都能在几秒钟之內组织出一段得体的表態——说“深受启发”,说“完全同意”,说“回去之后马上研究落实”。

但这些表態有多少能转化成实际的改变?

有多少能在几天之后不被忘记?

有多少能穿透层层行政体系,最终抵达那些在地下室里做实验的人?

他不知道答案,所以他不著急要答案。

他今天坐在这里,只是想把话说完,说透,说到那些在实验室里坐著的人也能感受到这间会议室里的温度。

温度不需要用语言表达,温度是一种能被感知的东西,即使隔了很远很远的距离。

他提到了一个自己亲眼看到过的场景。

他说这件事的时候声音里没有任何煽情的成分,反而比平时还要平淡一些,像是在讲一件很普通的事。

但越是这样平淡,越是让听的人坐不住了。

那是在中部一个省会的大学里。

那种大学在省里还算排得上號,但放到全国就排不上什么號了——不是“双一流”,不是“985”,不是“211”,就是一所普通的省属院校,招生范围以本省为主,录取分数线不高不低。

他去那里调研的时候,校领导本来安排他参观几个新建的实验室——那些实验室窗明几净,设备崭新,墙上掛著展板,上面印著科研成果和人才介绍,是为领导参观准备的展示窗口。

但他走到一半,拐了个弯,推开了一扇没有掛任何標识的门。

门里面是一间老旧的物理实验室。

实验台是那种老式的木质台面,上面铺了一层已经被磨得起毛的绿色橡胶垫。

檯面上摆著几台仪器,外壳的漆色已经暗淡,有一台示波器的屏幕边缘已经开始出现老化导致的黄色光晕。

设备大多是十几年前进口的,在那个年代算是好东西,但十几年过去了,有些零件已经停產了,坏了只能自己修。墙角的一个铁柜子里整整齐齐地码著各种自己加工的小零件——有铜片、有线圈、有不知道从什么旧设备上拆下来的电路板。

每一件都擦得乾乾净净,標籤上用工整的钢笔字写著用途和加工日期。

那是一种清贫到极致之后反而生出的体面:我虽然穷,但我绝不邋遢;

我的设备虽然旧,但我绝不凑合;

我的研究虽然不被重视,但我绝不放弃。

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副教授在那里工作,带著三个研究生。

副教授穿著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格子衬衫,袖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眼镜腿上缠著一小截白色的胶布——那是眼镜腿断了以后自己修的。

他没有“帽子”。

不是什么“优秀青年”,不是任何头衔和光环的拥有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副教授,拿著一份普通的工资,住著一套普通的房子,过著一种普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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