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改革的试点在汴州与京畿数县悄然铺开，如同在平静的池塘投入一块试水的石头，激起的涟漪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內。而与此同时，另一项更为基础、影响更为深远，且与均田、科举、税制等各项新政皆息息相关的根本性工程——全面修撰帝国法典，也在陈星的强力推动下，正式提上了最高议事日程，並迅速成为朝堂新的焦点。
星启立国之前，陈星在星公国时期颁布的《星律》，犹如战时及治理一隅的“临时约法”与“基本准则”，条文相对简略，侧重於军纪、治安、赋役及一些基本民事、刑事原则，虽在北地试行有效，但面对如今统御万里、人口亿万、情况错综复杂的庞大帝国，显然已不足以覆盖方方面面，更难以承载“垂范后世、定鼎纲常”的使命。
启明元年，六月十五，朔日大朝会。
经歷了前番均田、科举、税改的连番激辩，今日的朝堂气氛似乎沉淀了许多，但一种更为凝重的期待感瀰漫在空气中。百官皆知，今日议题，关乎帝国运行的“规矩”本身。
陈星端坐御座，没有过多铺垫，直接切入主题：“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朕在星公国时所颁《星律》，乃战时权宜、治地简法。今帝国新立，疆域广阔，事务繁杂，旧律疏阔，难应时需。更兼均田、科举、税制诸新法渐次推行，若无一部体系完备、宽严相济、能与之配套衔接的根本法典以为依据，则政令易生歧义，司法难免偏颇，吏民无所適从。”
他的目光扫过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御史大夫等司法系统的重臣，也掠过贾文等阁臣：“故，朕决意，以《星律》为基干，博採前朝律令精华，斟酌当今时宜，损益古今，修撰一部属於我星启帝国的统一法典！暂定名——《启明治典》！”
“《启明治典》……”殿中响起一片低低的咀嚼声。以年號命名法典，寓意深远，彰显此典將奠定启明一朝，乃至后世之法治根基。
刑部尚书作为主管司法行政的最高官员，当即出列，神情激动中带著凝重：“陛下圣明！修撰法典，乃固国之本，安民之要！臣掌刑名，深知律令不一、条文疏漏、旧例相悖之苦。若能集眾智，修成一部体系严整、情理法兼顾之新典，实乃社稷之福，万民之幸！臣请旨，愿率刑部同僚，竭尽全力，襄赞此盛事！”
大理寺卿也紧隨其后：“陛下，大理寺掌天下刑狱覆审，於律条適用、案例积累，颇有心得。新典修撰，臣等亦当尽心竭力，提供案牘支持与实务见解。”
然而，修撰法典绝非简单整合旧文。其背后，是不同法律思想、价值观念乃至政治立场的碰撞。
一位出身经学世家、现任礼部侍郎的老臣出列，手持笏板，声音洪亮却带著不容置疑的传统立场：“陛下！修撰法典，事关重大。臣以为，律法之根，在於礼教。三纲五常，人伦大防，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新典之撰，当以礼入律，以律护礼。凡悖逆人伦、乖违礼教之行，当为律条所严禁，刑罚所重惩！如此，方能正人心，厚风俗，使天下知所趋避，此乃根本！”
这是典型的“礼法合一”、“出礼入刑”的儒家正统法律观，强调法律的道德教化功能，维护宗法等级秩序。
另一位较为务实、曾在地方任过司法佐官的御史中丞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侍郎大人所言固是根本。然律法之用，贵在公平、明確、可操作。若过多掺杂道德伦常之抽象標准，恐使司法官吏自由裁量权过大，同罪异罚，滋长枉法徇私之弊。且今均田、科举等新政，皆在破旧立新，若律法仍过於强调旧有尊卑贵贱之序，恐与新政精神扞格，反生窒碍。臣以为，新典当明確各类罪行构成要件、量刑標准、诉讼程序，使『吏不容奸，民知所避』。”
这是偏向法家“刑无等级”、“一断於法”的实用主义法律观，强调法律的规范性与平等性。
还有官员从技术层面提出：“前朝《唐律疏议》，体系完备，註疏精详，可为重要参考。然时移世易，其中部分条款已不合时宜，如关於奴婢、部曲的律条，与陛下『抑兼併、重民生』之旨或有衝突。且商业贸易、海外往来等新生事物，旧律多无涉及，需创新增补。”
朝堂之上，关於新法典应以何为指导原则、应侧重何种功能、应如何对待前朝律典的爭论，迅速展开。这不仅仅是法律技术的討论，更是帝国未来价值取向与治理模式的预演。
陈星静静听著，待主要意见基本表达后，才缓缓开口：“眾卿所议，皆有道理。修撰《启明治典》，非为復古，亦非凭空造作。朕以为，当循以下原则——”
他竖起手指：“其一，承续华夏法系之精粹。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维护基本人伦秩序，此乃我华夏法治之特色，不可轻废。然，『礼』之內容，当予审慎甄別，剔除其中过於僵化、不合时宜、阻碍生民发展之糟粕。”
“其二，立足星启新朝之现实。法典须为新政保驾护航。均田令中关於土地產权、交易之规定；科举制中关於科场舞弊、官吏銓选之律条；新税制中关於纳税义务、惩处偷漏之细则……皆需在新典中明確体现，使之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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