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炎六十九年(1344)。

此时,东宋一统印度已歷九载,战乱的余烬早已消散,市井间的喧囂日渐繁盛,局势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趋於平稳。

印度人渐渐习惯了种姓制度的金字塔尖上,多了一个“宋人”阶层。

尤其是朝廷颁布国籍法之后,最开始为西洋商会效力的一批达利特人,凭藉考核合格获得东宋国籍,竟从被踩在脚底的贱民,一跃成为享有特权的“天龙人”——这份跨越种姓的剧变,像一道惊雷,在印度社会掀起滔天巨浪,给所有贱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印度教与佛教宣扬的“来世享福”太过遥远,而东宋给出的机遇却是立竿见影的现世回报。

一时间,无数印度贱民挤破头想要为东宋效力,哪怕只是做最底层的杂役,也心甘情愿。

他们眼中闪烁著对未来的憧憬,仿佛看到了打破宿命的希望。

与贱民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贵族的愤懣与不甘。

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认知里,贱民天生就该匍匐在脚下,如今却能凌驾於自己之上?

可这份不满,他们只敢憋在心里——东宋的坚船利炮早已击碎了他们反抗的勇气,没人敢直接向东宋表达异议。

於是,贵族们將怒火悉数发泄在底层贱民身上,压榨得愈发凶狠。

“居然还有閒钱、时间学儒学?看来是老爷们太过宽容,把你们惯坏了!”

贵族们一边对著贱民破口大骂,挥舞著皮鞭施加惩戒,转头回到府邸,却又偷偷拿出儒学典籍,让家僕找来宋人教师授课。

毕竟,贵族內部的竞爭同样激烈,掌握东宋推崇的儒学,成了他们维繫地位、谋求晋升的新筹码。

印度的局势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中快速稳固,而总督府內,总督路易正摩挲著腰间的佩刀,刀刃上的寒光映出他眼中的躁动。

作为一名天生的军事家,他从不畏惧战爭,唯独害怕无仗可打。

也正因如此,身为印度总督的他,才会对西洋商会在印度的压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反的人越多,他能领兵平叛、建功立业的机会就越多。

每当听闻某地有叛乱的苗头,他眼中便会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

自图格鲁克王朝覆灭后,阿富汗及部分巴基斯坦地区的突厥部族军事贵族便趁机割据一方。

他们以加兹尼、坎大哈为核心,纷纷建立起苏丹国或酋长国,相互制衡又彼此覬覦。

其中,实力最强的领袖阿赫迈德·洛迪,自封为“苏丹”,以坎大哈为基地,牢牢控制著伊朗高原与阿富汗之间的肥沃绿洲。

短短几年內,他便整合了南部的普什图各部族,麾下兵力强盛,號称“南境之狮”,其势力范围辐射周边数千里。

而另一位割据势力领袖米尔·瓦利·卡尔吉,则控制著加兹尼城。

他自称是前德里苏丹国卡尔吉王朝的“正统”继承者,以“恢復伟大的卡尔吉帝国荣光”为號召,吸引了大批对图格鲁克王朝不满的旧部,势力也不容小覷。

加兹尼与坎大哈原本都是富庶之地,掌控著中亚通往阿富汗、再进入印度的陆上商路,商贾往来不绝,税收丰厚。

可隨著东宋印度总督府的介入,海上航线逐渐成为贸易主流——东宋的船速度更快、运力更强,安全性也远超陆上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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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商路日渐萧条,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也隨之被间接削弱,昔日的繁华不復存在。

再往北,曾经强盛的察合台汗国,在四大汗国的权力角逐中率先分裂,分为西察合台汗国与东察合台汗国。

西察合台汗国內部,权臣合扎罕掌控了实权,他立窝阔台后裔答失蛮为傀儡汗,自己则独揽军政大权。

为了扩张势力,合扎罕已將目光投向了喀布尔——这座位於阿富汗东部河谷的城市,土地肥沃,物產丰饶,且地处交通要道,若能夺取,便能极大增强西察合台汗国的实力。

米尔·瓦利·卡尔吉控制的加兹尼,距离喀布尔不过数百里之遥。

他自然不会眼睁睁看著西察合台汗国占据这块肥肉,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

只不过,在东宋占据的印度平原面前,这些所谓的“富庶之地”,都显得微不足道。

按理说,这样贫瘠且偏远的地区,根本不值得东宋印度总督府费心。

可偏偏路易是个坐不住的主,在他眼中,土地不分贫瘠肥沃,只要插上东宋的龙旗,便是荣耀。

“不富庶?就算是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路易也要在上面插上大宋的龙旗!”

他时常站在总督府的瞭望塔上,望著西方的地平线,心中反覆吶喊著:西征,西征,西征!

他的野心不止於阿富汗,而是要一路向西,打穿伊朗,打穿罗马帝国,直抵商人们口中遥远的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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