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强看到我的表情,非但没有失望,反而咧嘴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

他伸手进夹克的內袋,掏出一沓厚厚的百元大钞,不由分说地塞进我手里。

我强烈拒绝。

“余夏,你装什么装?赶紧收著!”他的语气恢復了强硬,

“之前咱叔没了,我不知道,这点心意,你务必收下!买点好吃的,別他妈天天吃泡麵!”

那沓钱很厚,很有分量,压得我手心发烫。

“不行,涂强,我真不能要......”我想推回去。

“少废话!”他一把按住我的手,力气很大,

“拿著!咱俩之间不说这个!下次我再来,要是还看见你吃这玩意儿,”

他指了指茶几上还没收走的泡麵碗,“我跟你急!”

说完,他拉开门,头也不回地快步下了楼,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迴响,很快消失。

我站在门口,手里攥著那沓崭新的钞票,看著黑洞洞的楼梯口。

楼下的引擎声响起,车灯划过窗外,然后渐渐远去。

屋子里重新安静下来,不知为何,眼眶一阵酸涩。

我仰起头,用力眨了眨眼睛,但温热的液体还是不受控制地,顺著眼角,疏疏滑落。

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涂强。

再也没有。

那个带著酒气、哭过也笑过的背影,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影像。

接下来的几天,我保持规律:码字,吃饭,休息。码字,吃饭,休息。

单调的循环中,唯一能点燃我的是屏幕上不断增长的字符数,每一天过去,我內心的期待与不安就叠加一层。

涂强留下的那笔钱,短暂地解决了我的温饱焦虑,让我不必在写作时分心於下一顿饭在哪里。

但我依然不敢大手大脚。我骨子里的不安全感从未消散。

我总有种预感,或许哪天,我呕心沥血写下的文字,又会像之前那篇一样,毫无徵兆地被下架,消失在网络的虚空里。

到那时,这微薄的积蓄就是我最后的缓衝。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情,明明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却成了不能说、不可写的禁忌?

这是一种集体性的逃避吗?

像癌症患者忌讳谈论死亡,像孤儿院的孩子迴避亲情话题,像瘫痪在床的病人失禁后,家人匆忙用碗扣住秽物,然后假装一切如常,空气清新?

难道只要遮住捂住,不说出来,那些痛苦不堪、骯脏和荒诞,就会自动消失吗?

又过了几天,一个寻常的下午,敲门声响起。

当我透过猫眼看到门外站著两位穿著制服表情严肃的警察时,紧张的不行,隨即,又感到解脱。

终於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

“余夏是吧?我们是铁南区二八二五六街道派出所的民警。”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警察出示了证件。

“嗯,我是。”我侧身让他们进来“怎么了?”

客厅狭窄,两位高大的警察一进来,空间立刻显得侷促。

他们没有坐下,目光扫过简陋的屋內陈设。

“请问,八天前的晚上,涂强先生是不是来找过你?”年长的警察直接问道。

我愣住了。不是李建设?不是肖大勇和貺欣?是涂强?

我点点头,“对,他是我高中同学。那天晚上他確实来过,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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