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父母决定去南京旅游。

不是云逸安排的,是他们自己决定的。父亲的战友老张——不是钓鱼的那个老张,是另一个老张,在南京,邀请他们去玩。老张和父亲当年在同一个工厂上班,后来老张调回了南京老家,两个人有十几年没见了。电话里老张说:“来嘛,南京现在漂亮得很,我带你们逛中山陵、夫子庙、总统府。”父亲说:“好,我们五一过后去,避开人流。”

云逸知道后,本想著陪他们去,但公司的事情走不开。他安排了十二名警卫隨行,三辆车——前导车、主车、后卫车。每辆车上都配了通信设备,可以隨时通话,和对讲机一样,但距离更远,加密性更好。

母亲出门前收拾了两天行李,衣服带了六套,鞋子带了三双,保健药带了一袋子——血压药、降脂药、钙片、维生素,还有一盒速效救心丸,是母亲自己给自己备的,以备不时之需。父亲只带了一个小包,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那套紫砂茶具——茶壶和两个杯子,用布包著塞在包里。老张说南京有好茶叶,父亲说那我带壶过去。

那天早上,母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拿著南京的旅游攻略,一页一页地翻。“中山陵要爬台阶,你爸膝盖不好,不知道爬不爬得上去。”云逸说:“让警卫扶著。”母亲说:“扶著多难看。”云逸说:“安全第一,难看是第二。”母亲把攻略合上,放进包里,瞪了他一眼:“你就会说安全第一。”

赵刚亲自送父母到北京南站。高铁票是商务座,可以走贵宾通道,不用和人群挤。父母被工作人员引导进贵宾候车室,警卫换上便装,分散在候车室和站台上。

到了南京,老张在出站口接站。他比父亲小三岁,但看起来比父亲老,头髮全白,背也驼了,拄著一根拐杖,拐杖是深棕色的,杖头被手磨得油亮。父亲看到老张的那一瞬间,眼眶红了。他走过去,握住老张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说了一句:“老张,你老了好多。”老张回了一句:“你也没年轻。”

两个老人笑了,笑著笑著就都红了眼眶。

南京的行程安排得很满。第一天中山陵,老张腿脚不好,走不动,在山脚下坐著等。父亲和母亲爬山,警卫们远远跟在后边。

中山陵的台阶很多,一共有三百九十二级,从牌坊到祭堂,步步升高。父亲爬了不到一半就气喘吁吁了,额头上的汗珠顺著皱纹往下淌,滴在灰色的石阶上。母亲也喘著粗气。一个警卫走上前,站在父亲身边,轻轻扶著他的胳膊。父亲看了他一眼,想甩开,又没甩,喘了几口气,继续往上爬。到了祭堂,父亲站在孙中山先生的坐像前,摘下帽子,鞠了三个躬。母亲站在他旁边,也鞠了躬。

第二天夫子庙,第三天总统府,一切顺利,警卫们全程保持著距离,没有引起围观。他们穿著便装,手里拿著水或手机,看起来像普通的游客,但他们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

要说倒霉,也是真倒霉。

第四天,他们在老张的陪同下,从酒店坐计程车去了南京博物院。计程车是绿色的,南京的计程车都是绿色的,像一只只移动的青蛙。父亲坐在副驾驶,母亲和老张坐在后排。车开了不到十分钟,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被追尾了。后面的车速度不快,撞击力不大,没有人受伤,但车屁股凹进去一块,保险槓掉了一半。计程车司机下车和后车司机吵架,吵了快十分钟,声音越来越大,火气越来越大。父亲和母亲下车,站在路边等著。警卫们也下了车,迅速围拢过来,形成一道人墙,把父母和老张围在中间。

路过的人开始围观。有人认出了父亲,举著手机拍。人越聚越多,从十几个变成了几十个,又从几十个变成了上百个。有人在喊“是云逸的爸爸”,有人在喊“阿姨看这边”,有人在用手机直播,標题是“偶遇云逸的父母在南京”。父母被困在人群中间,出不去。警卫们拼尽全力拦住人群,他们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防御阵型,两位正面挡住人流,两位侧翼护卫,两位垫后,把父母牢牢护在最中央。但人太多,不知道是谁推了谁一下,有人倒了下去,人群一阵骚动,几个人的手机飞了出去。

有人报了警。

警车到了,警察疏散了人群,了解了情况。交通事故归交通事故,人群聚集归人群聚集。警察看了看父母的身份证,又看了看警卫的证件,然后说了一句让父母已经听过无数遍的话:“都跟我走一趟吧。”

母亲坐在警车里,看著窗外南京的街景。梧桐树很高,树冠遮住了整条街,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一片片移动的光斑。她沉默了一路,没有抱怨,没有嘆气,只是安静地看著窗外。到了派出所,警察给他们倒了茶,让他们坐著等。办事民警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態度很好,一边处理事故责任认定书,一边忍不住偷偷看母亲。母亲端起纸杯喝了一口茶,茶是凉的,纸杯壁上印著警徽和“为人民服务”几个字。

“阿姨,您別担心,事故责任认定很快的。”民警说。

“我不担心。”母亲说,“我就是觉得这派出所的门我进得有点勤。北京的进过了,上海的进过了,现在南京的也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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