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清晨,雾还未散尽,唐寧街十號的臥室里,邱吉尔已经醒了。他穿著那件標誌性的睡袍,踩著拖鞋走下楼梯,胖墩墩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笨拙。

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餐——一杯威士忌兑苏打水,一碟培根煎蛋,还有几份报纸。秘书每天都会把他的报纸叠好放在右手边,《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还有一份他特別交代的、从伦敦市区报摊买来的《伦敦小说报》。他早就知道,今天这份报纸上会刊登那个香港作家专门写给他的小说。

他坐下来,先把威士忌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拿起《伦敦小说报》。作为首相,他在电影、小说、诗歌里被人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有人把他写成英雄,有人把他写成小丑,有人把他写成脾气暴躁的老头。他都不在乎。

但今天这个有点不一样——那个香港作家沈逸川(笔名李少將),是真正的前民国军统少將,写谍战出了名。

更重要的是,邱吉尔刚刚用一份赦免令“拆散”了他的家庭——至少香港的报纸是这么说的——穆晚秋留在了香港,但沈逸川已经娶了方若云。前妻和新婚太太同住一个屋檐下,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八卦的好材料。

邱吉尔想知道,这个中国人会怎么写他——是感谢自己给他换了一个新老婆?还是痛恨自己让他不得不同时面对前妻与新婚妻子的痛苦?

他翻到副刊,標题赫然在目——《不列顛党卫军》,署名李少將。

邱吉尔愣了一下,党卫军,那是希特勒的特务组织,希姆莱的爪牙,纽伦堡审判后被钉在歷史耻辱柱上的名字。

“我的大英帝国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他嘟囔了一声,继续往下看。副標题写著:“仅以此文献给邱吉尔首相。没有他,英国的歷史以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歷史將完全不一样。”

他哼了一声,端起威士忌又喝了一口。“这话说得虽然听著令人脸红,但却是实情。”他放下酒杯,继续读第一段。

“1940年希特勒征服法国,英国国王匆匆任命邱吉尔为首相主持对德战爭。当年6月13日,邱吉尔在访问並劝阻法国投降途中飞机被击落,壮烈殉国。”

邱吉尔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报纸差点被他撕了。他的手指攥紧了报纸的边缘,嗓子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的声音。“我……死了?”他重重地把报纸拍在桌上,咖啡溅了出来,培根煎蛋的盘子跳了一下。秘书在门口探了一下头,被他瞪了一眼,缩了回去。

他深吸了一口气,没有撕报纸。他见过大风大浪,被德国人炸过,被议会骂过,被选民赶下台过。一个中国人写小说把他写死,他还不至於失態。但他確实生气了。他把报纸重新拿起来,手指还攥得紧紧的。他倒要看看,这个混蛋接下来会怎么写。

镜头切换到香港。几天前,穆晚秋在翻译这段的时候也嚇了一跳。

她坐在沈逸川的工作室里,面前摊著英文稿纸,手里握著钢笔。她读到“1940年6月13日,邱吉尔在访问並劝阻法国投降途中飞机被击落,壮烈殉国”时,笔尖顿住了,墨水滴了一滴,在纸面上洇开一个小黑点。她放下笔,推开工作室的门。

沈逸川正在写稿。穆晚秋走到他面前,把英文稿纸放在桌上。

“你不能这么写。你说是献给邱吉尔首相的书,但你开头就把他写死了。没有这么歌功颂德的。”

沈逸川放下笔,靠在椅背上。他看了穆晚秋一眼,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正因为邱吉尔死了,所以英国被德国占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取得了胜利,英国人民陷入了德国党卫军统治之下。难道还有比这么写更能体现邱吉尔的伟大歷史地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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