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个秋夜，南京惠民医院院长办公室里，油灯的光晕在墙上投下摇曳的影子。
冰可露伏案工作到深夜，面前摊开著几本英文医学期刊——那是她托人从香港辗转带回来的。她的手指在一行行专业术语间缓慢移动，不时停顿下来查字典，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
三十二岁的她，已经是一家医院的院长，在南京医学界小有名气。但每当夜深人静时，她总感到一种深切的不足：八年战地医疗的经验固然宝贵，但现代医学正在飞速发展，她需要更系统的理论知识，需要了解世界最前沿的进展。
她的目光落在桌角那把柳叶刀上。银亮的刀身在灯光下泛著温润的光泽。
“如果我停滯不前，就辜负了你留下的所有知识。”她轻声对刀说，仿佛白衫善就在对面聆听。
那一年，她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申请公派留学。
1953年初，经过严格考核和层层选拔，冰可露成为新中国首批派往苏联的医学留学生之一。临行前，她把医院託付给几位老医生，又把夜三贵叫到跟前——孩子已经十九岁，正在医学院读大二。
“三贵，我去学习，是为了回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医疗体系。”她认真地说，“你在国內要好好学习，等我回来，我们要一起把医院办得更好。”
夜三贵用力点头：“冰妈妈，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也会常去医院帮忙。”
莫斯科的冬天寒冷刺骨，但冰可露的心是热的。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她如饥似渴地学习著：系统解剖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外科学……所有课程她都拼尽全力，每晚在图书馆待到闭馆。
苏联教授们很快注意到这个中国女学生——她比大多数同学年长，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提出的问题总是切中要害，而且对医学有著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
“冰，你已经是医生了，为什么还要从头学起？”一次课后，她的导师、著名外科教授伊万诺夫问她。
冰可露用还不流利的俄语回答：“因为在我的国家，有很多人需要救治。而医学，永远在进步。我不能用过去的经验，去面对未来的疾病。”
伊万诺夫教授讚赏地点头：“你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不，你已经是了。”
留学三年，冰可露系统学习了现代医学理论，掌握了最新的外科技术，还参与了多项临床研究。1956年毕业时，她以全优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並婉拒了苏联医院的挽留，毅然回国。
回到南京，冰可露没有立即回惠民医院当院长，而是接受了南京医学院（原中央大学医学院）的聘书，成为外科学副教授。同时，她仍然兼任惠民医院的名誉院长，每周抽出两天时间去医院坐诊、指导手术。
“冰妈妈，你为什么不去大医院当院长，要来教书？”夜三贵已经医学院毕业，在惠民医院工作，对此不解。
冰可露正在整理教案，头也不抬：“因为白医生说过，一个医生最大的价值，不是救了多少人，而是让多少人学会了救人。我要培养更多的好医生。”
1957年秋天，冰可露迎来了她的第一批学生。教室里坐著一百多个年轻的面孔，眼睛里有好奇，有期待，也有对这位“传奇女医生”的敬畏。
“同学们好，我是冰可露。”她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转身面对学生，“从今天起，由我来教授你们外科学总论。”
她的第一堂课，没有立即讲医学知识，而是讲了一个故事——关於一把柳叶刀的故事。
“这把刀，”她从隨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那把银亮的柳叶刀，举起来让所有学生看到，“曾经救过无数人的生命。它的第一位主人，在战火中用它完成了数百台手术，挽救了几百名伤员。他在牺牲前，把这把刀交给了我。”
教室里鸦雀无声。
“他告诉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不是工具，是责任。”冰可露的声音清晰而坚定，“每一刀，都关係到一个生命的存亡；每一针，都承载著一个家庭的希望。从今天起，我要教你们的，不只是怎么握刀，怎么缝合，更是怎么对生命负责。”
学生们被深深震撼了。从此，冰可露的严格在医学院出了名。
她要求学生熟记每一条血管、每一根神经的走向和功能——考试时，她会隨机点一个解剖部位，要求学生当场画出结构图，標註所有重要结构。
她要求学生在动物实验上做到完美——缝合的针距必须均匀，打结的鬆紧必须適度，稍有差错就要重来。
她更要求学生在进入临床前，必须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並真正理解其中的每一个字。
“冰教授太严了。”有学生在背后抱怨。
但冰可露从不放鬆標准。她常说：“我现在对你们严，是为了將来你们的病人能活。在手术台上，没有『差不多』，只有『对』和『错』。而『错』的代价，往往是一条生命。”
1960年代，冰可露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成为南京医学院最年轻的女教授之一。她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甚至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来旁听。
但她依然保持著那个习惯：每天深夜，在办公室工作结束后，她会拿出那把柳叶刀，轻轻擦拭，对著刀面轻声说话。
“今天又教了五十个学生。他们很聪明，但还缺乏经验。衫善，如果你在，会怎么教他们？”
“今天做了一个复杂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成功了。用的是你笔记里提到过但当时没条件做的方法。”
“今天有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对医学这么执著。我告诉他，因为曾经有个人，用生命教会我什么是医者的责任。”
刀不会回答，但在那些寂静的深夜，冰可露总能感到一种奇异的安慰。仿佛通过这把刀，她能穿越时间和空间，与那个人进行无声的对话。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冰可露因为留学苏联的经歷受到衝击，被暂停教学，下放到医院药房劳动。但她没有抱怨，依然认真工作——整理药品，核对处方，甚至利用空閒时间教药房的年轻人认识药物、学习基础医学知识。
“冰教授，您不觉得委屈吗？”一个年轻人悄悄问她。
冰可露摇摇头：“只要能接触医学，在哪里工作都一样。而且，正好有时间整理白医生的笔记了。”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她利用晚上的时间，开始系统整理白衫善留下的所有医学资料，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和教学经验，著手编写一套战地医学与现代外科结合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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