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维利亚把调查结果放到桌上的时候,那份东西比奥马尔预期的更厚。

不是一页,是八页,而且每一页都是实的,没有填充,每一行都是有来源的信息。

他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看完,从头再看了一遍第三页和第五页,把那两页重新放下,“坐,”他说,“你先自己说一遍吧。”

埃维利亚在对面坐著,“那辆车背后的人叫塔希尔,”她说,“五十四岁,港口区域的进出口报关中间人,做了二十年,他每天接触大量货物往来信息——哪家公司进什么出什么走哪条渠道,这些信息拼在一起,对外部势力很有价值。”

“他怎么传,”奥马尔说。

“从1974年开始,”埃维利亚说,“他定期整理,通过那辆车的司机传给中间人,中间人再往上走,到雾岛在开罗的一个固定联络渠道。”

“他做这件事,”奥马尔说,“知道自己在为谁做吗。”

“知道,”埃维利亚说,“他不是被骗进去的,是主动接触的,1974年他通过一个商业往来认识了一个雾岛人,那个人后来被证实是雾岛驻北非某个非正式网络里的外围成员,两个人在那次接触后建立了关係,”她说,“塔希尔收钱,每个月一笔,金额不大,按港口中间人的收入標准算,大概是他正当收入的四成。”

“四成,”奥马尔说,“不是很高。”

“不高,”埃维利亚说,“这说明他做这件事不只是为了钱,”她说,“我往那个方向多查了一点,塔希尔在1972年和港口管理部门有过纠纷,一批货的报关文件出了问题,被罚了一笔不小的款,他在几个地方表达过不满。”

“这是切入点,”奥马尔说。

“是,”埃维利亚说,“这种人往往是外部渗透最容易找到的——有一点真实的不满,钱再补一点,就够了。”

奥马尔把这个细节在心里过了一下,“你为什么查这个,”他说,“我没有让你查原因。”

“习惯,”埃维利亚说,“知道一个人为什么做一件事,有时候能预判他在什么情况下会停,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会主动暴露,”她说,“不知道原因的线人是不稳定的,知道了好管理。”

“好,”奥马尔说,“这个细节归档。”

“原因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做什么和做了多久。”

“四年,”奥马尔说。

“將近四年,”埃维利亚说,“我们评估了他这四年传出去的信息,大部分是公开可查的经济数据的整合,有一些是他通过工作渠道拿到的更早的动態,比如某笔大额进口订单在公告发布之前几天他就知道了,这种信息有价值,但对我们来说,实质损害有限,”她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他接触到了任何涉及查德走廊、龙国合作或者其他我们保密级別高的內容。”

“他没有接触到,”奥马尔说,“但他接触到的那些东西,加起来是一张拼图。”

“是,”埃维利亚说,“但那张拼图的完成度,我评估不超过三成,信息密度不够,而且他的信息渠道局限在港口区域,费赞那边他完全不知道。”

奥马尔把那份报告的第五页重新拿起来,看了一眼,“他现在的传递频率,”他说。

“每两周一次,”埃维利亚说,“就是法蒂玛发现的那个规律。”

奥马尔把那份报告放下,“你评估他下一步会传什么,”他说。

“下周是他传信息的时间,”埃维利亚说,“按照他过去的模式,他会整理这两周港口区域的进出口异动,可能包括一批从龙国进来的设备零件,这批零件的报关文件走的是普通採矿设备类目,没有任何特別標註,但塔希尔做了二十年,他能看出来某些设备和普通採矿设备的差异。”

“他能看出来差异,”奥马尔说,“但他不知道那批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他猜不到,”埃维利亚说,“但他知道有差异,他会把这个“差异”报上去,雾岛收到之后会评估,评估结论大概率是费赞方向有某种非標准的技术引入,然后这个结论会进入他们对利比亚的整体评估框架里,”她说,“这就是那个拼图的一块。”

“那块拼图,”奥马尔说,“我们需要影响它。”

他在那个椅子上靠了一下。

抓起来,线断了,雾岛会重建一条他们找不到的;暴露他,同样的结果;什么都不做,那张拼图完成度三成,实质损害有限,但他们知道信息从哪里出去。

他想到了莱拉,“让他继续,”他说,“但从现在起,他传出去的某些信息,由我们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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